審查逮捕程序的訴訟化
審查逮捕程序的訴訟化【1】
摘 要 審查逮捕程序是刑事訴訟中關乎犯罪嫌疑人的權益的重要程序，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通過對檢察機關職能調整，審查逮捕程序有了一定的進步，但當前的審查逮捕程序程序不符合刑事訴訟的基本要求，也不利于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在審查逮捕程序中引入控辯審三方主體參與，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的有效參與，使決定逮捕的過程遵循正當程序的要求。
關鍵詞 審查逮捕程序 訴訟化 犯罪嫌疑人
逮捕是由法律規定的執法機構依照正當的法律程序審查或決定，并經法律規定的執法機構執行，針對可能判處一定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具有一定時限的羈押、剝奪其人身自由的刑事強制措施。
逮捕作為最嚴厲的刑事強制措施，其目的與刑事訴訟的目的是一致的。
由于憲政體制和檢察機關、審判機關的性質及其與偵查機關的關系等多方面因素決定，批準和決定逮捕權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由不同的主體依照不同的行使方式來行使。
在我國，批準逮捕權由檢察機關行使，決定逮捕權由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行使。
在我國整個逮捕機制的運行中，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行使的權利對于犯罪嫌疑人權利的保護具有積極的意義，防止錯捕或不當批捕對于公民人身權利的肆意侵犯。
2012年3月修改通過的《刑事訴訟法》中細化了訊問機制和律師介入偵查、實行羈押必要性審查等制度，使得審查逮捕程序順應了刑事訴訟發展趨勢而具備了一定的訴訟化特征，但同樣也對各級檢察機關的審查逮捕工作形成了挑戰。
一、審查逮捕程序訴訟化必要性
刑事程序的訴訟化主要是指應當依照訴訟的特有規律實現對程序的設計，具體表現為控辯雙方充分平等的參與以及裁判者的中立性。
我國的檢察機關行使審查逮捕程序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當前的審查逮捕程序中所反應出來的訴訟化不足、行政化有余的情況，對我國的審查逮捕程序進行訴訟化改造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保障逮捕強制措施正確適用，實現實體公正
審查逮捕程序的設置不僅僅對逮捕措施的目的合理性作出規定，還應以訴訟化的程序來對其進行改造，通過對逮捕權的程序分配，防止追訴機關濫用逮捕權，追訴機關只應該享有提請審查逮捕程序的申請權，中立機關在充分提卻雙方意見的基礎上作出公正的裁斷，使追訴權、司法權相互制約，辯護權有效制衡追訴權和司法權。
對有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由重大作案嫌疑，對其是否適用羈押措施還應考慮呆必要性和比例性原則，同刑法上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相仿，犯罪嫌疑人沒有義務承擔與自己的責任不相適應的法律義務。
訴訟化的審查逮捕程序，不僅要對是否逮捕進行決斷，還應具有糾錯的功能，對羈押是否合理進行動態的監督。
(二)保障人權，實現程序公正
訴訟化要求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訴訟當中獲得主體地位，使其能夠以主體的身份參與到刑事訴訟中來，而不是淪為單純的客體，這是程序正義最基本的要求，與訴訟結果有利害關系或者可能因該結果蒙受不利影響的人，都有機會參與到刑事訴訟中，并得到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主張和證據以及反駁對方提出的主張和證據的機會。
中立的第三方在充分聽取雙方意見的基礎上，冷靜的觀察，客觀的分析，使案件置于正反意見之間懸而未決，以防止任何輕率的結論，直到主事者最終依據事實和法律對是否逮捕作出公正的決斷，使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程序的公正性得到維護，避免程序失去訴訟構造而淪為行政程序。
二、新《刑事訴訟法》中審查逮捕程序訴訟化構建
針對我國審查逮捕制度本身存在的問題，新《刑事訴訟法》在修改過程中進行了適時的改變。
在我國的法律規定中，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部門在審前程序中具有中立地位，不是典型意義上的刑事訴訟主體，其主要目標是發揮訴訟的制約作用以強有力的打擊違法犯罪。
新《刑事訴訟法》修改后，刑事訴訟中的訴訟結構和訴訟主體的職能進行了調整，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訴訟化特征。
(一)訴訟主體的廣泛參與
新的《刑事訴訟法》修改后，我國的審查逮捕制度行政化色彩已經漸漸消退，從單純的形式審查轉變為更加接近犯罪嫌疑人自身，檢察機關作為中立的第三方審查偵查機關的證據材料，并充分聽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辯解，修改后的刑訴法規定律師也可以提出相應的意見，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使檢察機關的決定可以有充分的依據，對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形成有效的監督。
辯護職能的引入對于審查逮捕程序而言，在立法角度為在審查逮捕程序中完善“控、辯、裁”三方共同參與的機制創造了有利條件。
(二)對逮捕條件的細化
在以往的司法實踐過程中，逮捕條件不夠細化，只是籠統性的規定導致檢察機關在辦案過程中存在理解不一和操作困難的問題，在原有逮捕規定的事實條件和刑罰條件基礎上，新《刑事訴訟法》第79條對細化了犯罪嫌疑人的社會危險性要件，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或者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曾經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予以逮捕。
被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規定，情節嚴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這樣的規定對逮捕條件予以了細化，在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之間尋找平衡點，最終意圖是適用取保候審等替代羈押的措施，以不捕為原則，禁止濫用逮捕權，最大限度控制逮捕，盡可能少捕，只有在不犧牲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不得不逮捕該犯罪嫌疑人時，才適用逮捕措施。
(三)對羈押必要性的持續審查
刑事訴訟符合事物變化發展規律，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對于羈押條件的審查遵循規律應當持續進行，以防對于公民基本權利的造成持續侵犯。
根據捕后繼續羈押必要性審查制度的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從被逮捕后到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前的整個羈押過程性中，人民檢察院均有義務依職權或者當事人申請對羈押必要性進行動態審查和監督，不符合繼續羈押條件的，應依法建議有關機關變更強制措施或者釋放以維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
雖然在新《刑事訴訟法》中對羈押必要性審查的主體、啟動等規定的不是十分明確，但是這一制度的設置實際上革除了司法實踐當中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捕了之、辦案期限不滿羈押不終止的弊端，在保障訴訟的同時控制和減少羈押，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捕、押的適當分離，落實保障人權的基本原則，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利。
(四)權利救濟的司法化
新《刑事訴訟法》修改后對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的權利救濟的渠道進行了明確，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當事人合法權益無法得到救濟的問題，對刑事訴訟中訴訟進行了一定的規制。
第95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或者辯護人有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收到申請后，應當在三日以內做出決定;不同意變更強制措施的，應當告知申請人，并說明不同意的理由。”
在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的主體上，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外，為了更全面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規定辯護人可以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同時還明確了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的相關義務，將司法救濟權授予在刑事訴訟中處于弱勢地位的當事人，這無疑是一種進步，也對檢察機關的審查逮捕工作形成了新的挑戰和制約。
修改后《刑事訴訟法》從訴訟主體參與及“控、辯、裁”三方組合的基本訴訟構造方面逐步完善我國的審查逮捕制度，使其初步具有了訴訟化的特征，但現有《刑事訴訟法》中控、辯、裁”三方仍然處于不平等的地位，不符合完全意義上的訴訟化要求。
三、審查逮捕程序訴訟化改革路徑選擇
審查逮捕制度作為刑事訴訟中重要的一部分，其理應順應刑事訴訟發展的必然趨勢以符合訴訟化的顯著特征。
在審查逮捕程序中同樣要求控辯裁三方主體參與，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也應當積極有效參與到過程中來，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使得決定逮捕的過程遵循程序正義的要求，檢察機關發揮中立的第三方作用，對偵查機關及犯罪嫌疑人依法進行審查。
審查逮捕程序訴訟化的最終完全實現，我們制度設計上也要不斷進行探索和實踐。
(一)保障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中立地位
檢察機關在新《刑事訴訟法》中被賦予了更多的職責，檢察官在審查逮捕程序中也承擔更多的責任。
檢察機關在工作中要堅守客觀的立場，力求還原案件的法律事實，充分聽取刑事訴訟中各方當事人的意見，做到堅守公平正義的前提下，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從而公正審慎地做出是否符合逮捕條件的判斷，這也是檢察官所肩負的客觀公正義務的要求，既要注意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證據、事實和法律，又要關注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證據、事實和法律，做到《檢察官法》中所規定的“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秉公執法，不得徇私枉法”的要求。
(二)保障“控、辯、裁”三方平衡
審查逮捕程序正當性的基本標準是構建控、辯、裁三方的訴訟構造。
我國檢察機關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修改后《刑事訴訟法》也以立法的形式鞏固了訴訟化的成果。
當前我國的審查批準逮捕程序已經具備了基本的訴訟構造，如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審查決定逮捕程序需上提一級，檢察機關的審查逮捕部門在辦理審查逮捕案件過程中實際承擔著裁判者的責任，其不僅要對偵查機關的刑事活動進行監督，也要充分聽取犯罪嫌疑人的意見，保持客觀中立的地位。
檢察機關在審查逮捕程序中應堅守客觀立場，在辦案中淡化追加漏捕職能，僅僅是作為裁判者通過聽取訴訟雙方的意見，在做到堅守公平正義的前提下，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從而公正審慎地做出是否符合逮捕條件的判斷。
(三)司法實踐中準確把握逮捕的條件
新《刑事訴訟法》修改后對逮捕條件進行了細化，社會危險性成為檢察機關審查的重要依據，較好地解決了對逮捕條件理解不一致和不易操作的現實問題，這必將對我國檢察機關的審查逮捕工作產生重要影響。
實踐中應當努力擺脫重打擊犯罪輕人權保障的觀念，從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出發，對于可能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和其他可能危及訴訟程序正常進行的人員是否適用逮捕這一強制措施準確把握，盡可能采用取保候審等非羈押措施。
(四)對羈押必要性作出明確規定
羈押必要性審查設計的初衷是為了維護羈押人員的合法權益，符合訴訟發展規律，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卻面臨著無法操作的困境。
當前全國各地的檢察機關已經開展了多由公訴部門行使羈押必要性審查得探索，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對羈押必要性存在異議的，應及時向人民檢察院提出，人民檢察院根據相關規定啟動審查程序進行審查。
在具體實踐過程中，犯罪嫌疑人或辯護人提起羈押必要性審查后，人民檢察院可運用多種方式進行審查，并為當事人合法權利提供救濟的途徑和渠道，真正做到減少無必要的羈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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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逮捕程序訴訟化改革的路徑考量【2】
摘 要：審查逮捕程序訴訟化強調逮捕程序應當由控辯審三方主體參與，檢察機關在偵查機關及犯罪嫌疑人之間保持中立地位，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的有效參與，決定逮捕的過程須遵循正當程序的要求。
當前我國的審查逮捕程序普遍存在行政化、追訴化、救濟虛無化、“一勞永逸”化等諸多問題，2012年修改通過的《刑事訴訟法》已經對此做出了適當的回應。
但是，審查逮捕程序的訴訟化是今后我國刑事訴訟改革發展的必然趨勢，仍需要對審查逮捕程序進行理念重構和制度創新。
關鍵詞：審查逮捕程序;《刑事訴訟法》修改;訴訟化改革;理念;制度
逮捕是由法律指定的執法機構依照正當的法律程序，針對可能判處一定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有時限羈押、剝奪其人身自由的最嚴厲的強制措施[1]。
在整個逮捕機制的運行中，檢察機關作為法定審查逮捕機關的審慎判斷極為重要，其應當嚴格遵守經過理性設置的逮捕程序，結合事實與法律做出謹慎的決定，以防止錯捕或不當批捕對于公民人身權利的肆意褻瀆和侵犯。
毋庸諱言，當前我國的審查逮捕程序存在著行政化、追訴化、救濟虛無化、“一勞永逸”化等諸多問題，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與正當程序背離，影響了審查逮捕的質量。
綜觀世界兩大法系，針對羈押性強制措施適用的審查程序普遍呈現“訴訟”形態。
雖然在中國特色的司法制度的大前提下，我國檢察機關的審查逮捕程序有著自身的特殊性，但是，作為刑事訴訟中關乎公民重要權利的程序，我國的審查逮捕程序也應當順應時代潮流，關注應然人權，進行合理的改造，以實現“訴訟形態的回歸”[2]。
近年來，針對審查逮捕制度，最高人民檢察院相繼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為審查逮捕程序的訴訟化創造了條件。
2012年3月修改通過的《刑事訴訟法》更是將此前相當部分的改革內容以基本法律的形式予以了確認，例如，細化了訊問機制和律師介入偵查、實行羈押必要性審查等，并因此而具有了較為明顯的訴訟化特征，肯定了我國審查逮捕程序的訴訟化將成為刑事訴訟改革發展的必然趨勢，這同時也要求各級檢察機關在審查逮捕工作中予以積極應對。
一、審查逮捕程序訴訟化的機理探析 (一)刑事程序訴訟化的理論基礎
刑事程序的訴訟化主要是指應當依照訴訟的特有規律實現對程序的設計，具體表現為控辯雙方充分平等的參與以及裁判者的中立性，以此區別于行政化的決定模式。
刑事程序訴訟化的內容包括兩大方面：第一，訴訟的形態或結構。
理想的訴訟形態是法官作為中立的第三方裁斷糾紛，保證控辯雙方平等的參與及對抗;第二，訴訟的方式或實質，即通過訴權啟動裁判權的方式，強調訴權對裁判權的制約，同時強化裁判權對訴權的救濟和保障，保證控辯雙方以公開、理性的方式參與訴訟，盡可能發揮其對裁判權的影響[3]。
訴訟形態與訴訟方式一動一靜，相互依存，其在刑事程序中的具體配置常常取決于具體國家的國情和法制設計。
在我國當前的憲法和法律構架下，由于審前程序中缺乏中立法官的參與，難以形成典型的訴訟形態，因此，在審前程序中強化和改進檢察官作為法律監督者的中立性特征，淡化檢察官的追訴職能，強調并保障辯護律師的參與，在現階段對于保障被追訴人訴權的實現意義重大。
西南政法大學學報陳慶安，林雪標：審查逮捕程序訴訟化改革的路徑考量——以《刑事訴訟法》的修改為背景(二)審查逮捕程序的訴訟化
對照刑事程序的訴訟化，審查逮捕程序的訴訟化則至少應當具備以下特征。
在訴訟形態方面：第一，建立控、辯、裁三方共同參與的機制;第二，檢察官應當淡化追訴立場，恪守客觀義務，保持裁判者的獨立性與中立性;第三，警察、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應有充分的參與機會。
在訴訟方式方面：第一，審查逮捕程序宜通過直接言詞方式如訊問、聽證等進行;第二，犯罪嫌疑人如不服逮捕決定，應有相應的救濟途徑。
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的案件，公安機關提請檢察機關批捕時，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在批準逮捕程序中其作為裁判者的獨立性和中立性應當得到較好的保障;但是對于檢察機關自偵案件，如果由同一檢察機關內部的不同部門之間進行相互制約，由于它們都是在同一檢察長和檢察委員會的領導之下，因此其作為裁判者的獨立性和中立性難以得到保障，這時如果將批捕權上提一級，無疑將有助于加強裁判者的獨立性和中立性，從而保證逮捕適用的公正性[4]。
二、《刑事訴訟法》修改前審查逮捕程序存在的問題 (一)審查逮捕程序行政化
從應然的立場看，審查逮捕程序應當呈現出“三方組合”的形態：作為提請逮捕的偵查機關和犯罪嫌疑人相互對立，檢察官居中裁判，解決羈押問題。
然而，實務中的審查逮捕往往采取書面審批式，檢察機關以間接審理、書面審理的方式做出裁判，有時甚至未聽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意見，審查逮捕程序由原本體現程序正義的訴訟程序異化為行政治罪程序。
而這種間接審理和書面審理的方式走到極端，就會演變成裁判者單方面實施的書面審查程序，控辯雙方連出庭參與裁判活動的機會也失去了。
這樣一來，訴訟的意義也就喪失殆盡，以至于異化為一種行政活動[5]。
雖然近年來各地檢察機關陸續采取了改良措施，盡可能地提審訊問犯罪嫌疑人，聽取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的供述與辯解，但一直沒有形成常態化的機制。
(二)審查逮捕程序追訴化
審查逮捕是對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逮捕條件進行審查裁判的活動，其解決的主要是程序問題，即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羈押條件，是否應當逮捕的問題。
但是在我國的刑事實務中，審查逮捕程序往往呈現為“兩方組合”，即檢察機關根據公安機關呈報的主要證明有罪、重罪的材料做出決定，這樣難免滑入“有罪即捕”的尷尬困境。
雖然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了各地檢察機關的重視，并有針對性地陸續探索逮捕必要性(羈押必要性)的審查機制，但始終未能扭轉重追訴、輕監督的舊有觀念，而且必要性審查的尺度標準在實際上也難以準確把控。
此外，在審查批捕的過程中，控辯雙方權利并不對等，公安機關如果不服審查逮捕部門所作的不捕決定，則有申請復議復核的權力，以此制約審查逮捕權的行使;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決定時卻并未有相應的司法救濟權，這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程序設置上的追訴化傾向。
(三)審查逮捕程序“一勞永逸”化
羈押(逮捕)的主要目的在于程序保障而非實體懲處，因此在刑事訴訟中，應當將羈押作為一種例外，并鼓勵司法機關優先適用羈押替代性措施，對此已經基本成為共識。
通常認為，未決羈押(逮捕)應當至少具備兩個理由：第一，為提供程序上的保障的必要，如保障訴訟程序進展、審判和刑罰執行等;第二，防止發生新的危害社會行為所必需。
然而，羈押所具備的條件并非一成不變，隨著訴訟進展不斷變化，司法機關對羈押必要性的審查應當持續進行，一旦發現羈押的理由消失就應當結束羈押。
回觀我國的審查逮捕程序，并未規定逮捕復查復審程序，從批準逮捕時起至審判終結，不再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仍符合羈押條件進行復查復審，審查逮捕呈現“一勞永逸”的形態。
(四)審查逮捕程序救濟虛無化
“有權利則必有救濟”，個人權利和自由遭受國家機構的侵害時，必須給予個人獲得法律救濟的機會。
而從我國審查逮捕程序的設置來看，犯罪嫌疑人如果不服批準逮捕的決定，則基本上未設救濟渠道。
而且在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前，對于逮捕條件的設置過于原則、模糊，難以準確掌握，加之受追訴化、訴訟便利等因素的影響，也易造成批捕權的不當行使，進而實際侵害公民權利。
雖然各地檢察機關針對此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新的《國家賠償法》也將檢察機關列為錯捕賠償責任單位，最高人民檢察院更是要求全面推行人民監督員制度，對刑事賠償問題啟動人民監督員程序。
這些規定當然是一種進步，但是逮捕救濟多因不當批捕而非錯捕，且刑事賠償程序較為繁瑣、人民監督員程序亦與司法程序救濟相去甚遠，關于逮捕程序的救濟實際上仍處于失位狀態。
三、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對于審查逮捕程序訴訟化的推進 針對審查逮捕程序中存在的系列問題，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時進行了適時回應。
在當前的憲政體系下，審前程序難以具備典型的訴訟形態，所以，此次修正案突出加強了檢察官作為法律監督者的中立性;更為直接的則是強調訴訟方式的調整，著力發揮訴權的制約作用。
通觀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圍繞建立并促進刑事程序的訴訟化，以及訴訟職能和訴訟結構的調整，做出了一些新的規定。
(一)訴訟形態的理性重構
修改后《刑事訴訟法》從當前國情出發，“增加訊問犯罪嫌疑人程序”和“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并以此為基點，力圖重構審查逮捕程序的訴訟形態。
1.訴訟主體參與
修改后《刑事訴訟法》第87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逮捕，可以訊問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一)對是否符合逮捕條件有疑問的;(二)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檢察人員當面陳述的;(三)偵查活動可能有重大違法行為的。”同時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逮捕，可以詢問證人等訴訟參與人，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
可見，《刑事訴訟法》修改后，審查逮捕程序已經從傳統的間接審理、書面審理轉為一般意義的直接審查、對話審理，這必將逐漸破除濃厚的行政色彩;訴訟主體的廣泛參與也為檢察機關廣泛聽取意見，恪守客觀義務，繼而做出審慎判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實際上也將有助于遏制追訴化勢頭，保持檢察機關作為裁判者的獨立性和中立性。
2.三方組合趨勢
建立“控、辯、裁”三方共同參與的機制，是審查逮捕程序訴訟化的基本特征。
修改后《刑事訴訟法》一項重大的改革就是強化辯護職能，將辯護律師介入訴訟的時間提前，第33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
第36條規定，“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訴訟的規律和哲理要求，控訴職能、辯護職能、審判職能的共同平等參與，相互制衡和制約，相互監督，良性運轉，才能實現公開、公平和正義[6]。
誠然，修改后《刑事訴訟法》尚未到位，對于律師介入偵查仍然做出了一定的限制，也未就訊問時律師到場以及如何實現“控辯平等”權利等等做出具體規定。
但無論如何，辯護律師介入偵查，無疑將從立法角度為審查逮捕程序中實際構建“控、辯、裁”三方組合創造了有利條件。
(二)訴訟方式的有效轉變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主要通過明確逮捕條件來規范批捕行為、實行羈押必要性審查以及增設權利救濟方式等，力圖轉變訴訟方式，凸顯審查逮捕程序的訴訟化特征。
1.訴權制約前提：細化逮捕條件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著力解決此前司法實踐中對逮捕條件理解不一致和不易操作等問題，將原來“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原則性規定進一步細化，在原有逮捕規定的基礎上，第79條進一步增加規定：“采取取保候審尚不足以防止發生下列社會危險性的，應當予以逮捕：
(一)可能實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的;(三)可能毀滅、偽造、隱匿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的;(五)可能自殺或者逃跑的。
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或者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曾經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予以逮捕。
被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規定，情節嚴重的，可以予以逮捕。”細化逮捕條件，是強化訴權制約功能、防止逮捕權力濫用的基本前提。
從中亦可以看出，立法者對于逮捕措施保持了審慎態度，詳細列舉了適用逮捕的情形，其意在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之間尋找平衡點，最終意圖是將逮捕作為一種例外的適用情形，著力倡導適用羈押替代性措施(如取保候審等)，避免了長期以來審查逮捕程序追訴化的狀況，認真回應學界的質疑和指責。
2.訴權制約方式：羈押必要性的持續審查
訴訟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羈押條件亦非靜止不變，對于羈押條件的審查應當持續進行，以防陷入“一勞永逸”化的尷尬，造成對于公民基本權利的實際侵犯，從而招致社會各界的質疑與批判。
對此，修改后《刑事訴訟法》做出了具體回應，第94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檢察院仍應當對羈押的必要性進行審查。對于不需要繼續羈押的，應當建議予以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當然，也有學者指出，關于羈押必要性審查的規定，完全是一種行政化的審查方式，在實踐中缺乏操作性，難以奏效。
試想，逮捕本是由檢察院批準的，這樣一種自我審查的方式如何能達到“防止超期羈押和不必要關押”的目的[3]?但筆者認為，羈押必要性審查作為訴權制約的具體方式，對于破除審查逮捕程序的“一勞永逸”化，無疑具有積極意義，而學界質疑之聲，則為實務中妥善貫徹執行該項機制提供了借鑒參考。
3.訴權制約實現：權利司法救濟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新增了權利救濟的相應渠道，破解了此前權利救濟“虛無化”的問題，意圖實現對訴權的有效制約，第95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或者辯護人有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收到申請后，應當在三日以內做出決定;不同意變更強制措施的，應當告知申請人，并說明不同意的理由。”
同時，第115條規定：“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利害關系人對于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向該機關申訴或者控告。”這里雖然仍未明確對于不當批捕的權利救濟，但卻是立足國情的實際選擇。
在“控、辯、裁”的三方組合中，在此前賦予控方救濟權的基礎上，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繼而賦予辯方一定的司法救濟權，這無疑是一種進步，也對檢察機關的審查逮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現有推進的不足之處
修改后《刑事訴訟法》從訴訟主體參與及“控、辯、裁”三方組合趨勢理性重構了訴訟形態，從訴權制約前提、訴權制約方式及訴權制約實現等方面有效夯實了訴訟方式，一定程度上突破和實現了審查逮捕程序訴訟化改革，但現有《刑事訴訟法》關于審查逮捕程序訴訟化改革的規定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處。
特別是“控、辯、裁”三方結構失衡。
從“控、辯、裁”三方結構完整性來看，該結構在審查逮捕階段的形成至少需滿足三個條件：一是主體要件，即須有偵查機關與犯罪嫌疑人以及檢察機關三方主體的全程參與;二是程序要件，控辯雙方的意見表達以及檢察機關的審查結論必須按照既定的程序要件，即控辯雙方的意見表達以及檢察機關的審查結論必須按照既定的程序履行;三是救濟要件，控辯雙方對檢察機關審查逮捕的最終決定不服的救濟措施。
綜合目前的司法資源以及現有《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很難做到“控、辯、裁”三方的動態平衡，具體表現為：第一，修改后《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情形不夠全面，沒有要求對所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都實行訊問，換言之，有相當一部分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沒有為自己行為辯解的機會;第二，犯罪嫌疑人自我辯護的實現存在主觀與客觀等多方面的障礙，僅依賴于犯罪嫌疑人的參與還不足以達到控辯平衡的要求。
第三，在偵查階段，由于經濟條件所限、審查逮捕階段期限較短等原因，律師介入的比例非常低;第四，律師在偵查階段的實體權利沒有法律明文規定，律師沒有被賦予偵查階段的閱卷權限，導致控辯力量不對等;第五，檢察機關案多人少的現實矛盾影響審查質量，特別是有些檢察機關離看守所路途較遠，有時不得不多起案件一起提審或者幾名承辦人專門負責提審，容易造成混合訊問、審查與訊問分離等問題，導致訊問質量不高，影響檢察機關審查逮捕決定的作出。
四、審查逮捕程序訴訟化改革的具體路徑 審查逮捕程序的訴訟化改革是刑事訴訟發展的必然趨勢，訴訟化的顯著特征應當是由控辯裁三方主體參與，其中特別要切實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的有效參與，決定逮捕的過程需遵循正當程序的要求，檢察機關應當在偵查機關及犯罪嫌疑人之間保持中立的地位。
審查逮捕程序訴訟化的最終實現，還需要我們在理念和制度等方面進行新的探索和實踐。
(一)審查逮捕程序訴訟化形態的重新梳理
1.轉變執法理念：恪守檢察官客觀義務
檢察官客觀義務，指檢察官為了實現司法公正，在刑事訴訟中不應站在當事人立場、而應站在客觀立場上進行活動，努力發現并尊重案件事實的真相。
檢察官客觀(公正)義務是被世界上不同法系的國家和地區普遍接受、國際準則確認的一項重要法律制度，也是檢察官的重要行為準則。
雖然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實際上肯定了檢察官的客觀義務，而且在訴訟化的視野下，要求檢察官堅持居中獨立、公正裁判。
但在體制上訴訟與監督一體的二元設置，滋生了檢察機關長期以來固守的追訴立場，這就要求檢察官在今后具體的審查逮捕工作中切實轉變理念。
檢察官客觀(公正)義務的基本內涵有三個方面：堅持客觀立場;忠實于事實真相;實現司法公正[7]。
據此，就要求檢察機關在審查逮捕程序中淡化追加漏捕職能，堅守客觀立場，通過廣泛聽取訴訟主體意見，還原法律事實，從而公正審慎地做出是否符合逮捕條件的判斷。
2.力求三方平衡：“控、辯、裁”三方組合
審查逮捕程序正當性的基本標準是構建控、辯、裁三方的訴訟構造。
在經歷多年的司法體制和檢察機制改革，以及修改后《刑事訴訟法》以立法形式鞏固了訴訟法改革成果的基礎上，當前我國的審查批準逮捕程序以及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審查決定逮捕程序都已經具備了基本的訴訟構造，檢察機關審查逮捕部門實際上是在充當著裁判者角色。
然而，如果繼續強調追加漏捕職能，則將在一定程度上破壞審查逮捕程序的訴訟構造，使三方組合變成檢察機關和犯罪嫌疑人的兩方組合。
要維系審查逮捕程序的訴訟構造，我們就應當取消鼓勵追加漏捕的考核指標[8]。
此外，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辯護律師以及證人等訴訟主體的廣泛參與，從而保障檢察機關做出客觀判斷也值得反思。
實際上，全國多地檢察機關在審查逮捕程序中探索開展的每案提審訊問犯罪嫌疑人、對于不服逮捕的試行聽證制度等等，都不失為可供借鑒的正當性路徑。
(二)審查逮捕程序訴訟化方式的實踐路徑
1.夯實前提：準確把握逮捕條件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較好地解決了此前司法實踐中對逮捕條件理解不一致和逮捕條件不易操作等問題，做出了細化規定，這必將對審查逮捕工作產生重要影響。
不難看出，立法者僅將逮捕措施視為一種例外，實踐中應當努力擺脫訴訟便利觀念，從人權保障出發，準確把握對于可能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人員、對于列舉的人身危險性較大可能危及訴訟程序進行的人員適用逮捕措施，盡可能適用取保候審等替代性措施。
同時，針對取保候審執行中可能存在的脫管、失管等問題，進一步出臺細化措施。
2.規范方式：細化羈押必要性機制
羈押必要性審查無疑是符合訴訟發展規律的制度設置，卻面臨著實踐操作的困境。
目前學界普遍擔心羈押必要性的自我審查方式難以有效“防止超期羈押和不必要關押”。
該規定尚有待進一步完善。
對此我們不能否認，因此在實務工作中進行適當改造或者理性執行該制度乃是大勢所趨。
筆者認為，有兩種進路可供選擇：一是分階段審查。
鑒于當前偵查監督部門與公訴部門分離，可由公訴部門在審查起訴階段對羈押必要性(合理性)進行審查，實際上全國多地檢察機關已經開展了該項探索;二是明確提請主體。
可試點探索實行二元主體，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對羈押的合理性及必要性有異議的，亦可向人民檢察院提出意見，由人民檢察院啟動審查程序。
在具體操作程序中，犯罪嫌疑人及辯護律師提起羈押必要性審查后，檢察官可通過聽證等方式予以審查，并保障當事人權利救濟的機會，以切實減少無必要的羈押。
五、結論與展望 修改后《刑事訴訟法》對于審查逮捕程序進行了大量訴訟化改造。
將修改前具有明顯行政化審批色彩的審查逮捕具體程序“公安機關提請→審查逮捕部門承辦人(書面)審查并提出意見→審查逮捕部門負責人審核→檢察長或檢察委員會決定”相應轉化為“公安機關提請→審查逮捕部門承辦人直接、對話審查并提出意見→審查逮捕部門負責人審核→檢察長或檢察委員會決定”。
二者的區別不在于如何進行審查逮捕，而在于變以往的行政化審批為訴訟化架構。
在關鍵的承辦人審查環節，檢察官應當恪守公正義務，通過訊問犯罪嫌疑人、聽取辯護律師意見、組織證人等訴訟參與人廣泛、全面收集有罪證據與無罪證據、罪輕證據與罪重證據，繼而做出客觀公正的判斷;此后，檢察機關還應持續進行羈押必要性的審查，在訴訟程序進程中對繼續羈押的合理性、適當性做出判斷，從而決定是否更改羈押措施;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還就羈押司法救濟做出相應規定，以此督促檢察機關全面準確履行偵查監督職能。
審查逮捕程序是刑事訴訟進程中重要的程序，我國現在的審查逮捕程序已經存在了很多年，制度的逐漸形成和長期延續已經深刻地影響了檢察機關對審查逮捕程序的認識理念和行為模式，雖然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將多年以來訴訟化改革的相當部分成果轉化為具體立法，對檢察機關長期以來的探索改革成果進行了充分肯定，但新舊理念的碰撞以及既存制度的慣性，都使得我們必須正視此后審查逮捕工作中存在的困難，仍需要我們在審查逮捕工作中進行鞏固、提高，以期通過立法、理論、實務的全面互動，助推司法體制和檢察機制改革順利、有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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