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控審分離原則

時間：2022-10-08 18:27:45 法律畢業論文

論控審分離原則

　　【摘要】刑事訴訟中的控審分離原則是刑事訴訟活動中牽動全局的重要原則。我國1996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已經體現了控審分離原則的精神。但對于這一原則的規定還存在很多不合理之處。本文對控審分離原則的涵義、理論基礎、意義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對刑事司法中存在的控審不分問題進行分析，指出存在的不合理之處及對我國法治的危害。進而提出構建合理的控審分離制度構架的建議。

　　【關鍵詞】控審分離原則、刑事訴訟、司法審查、起訴書一本主義、不告不理、訴判同一

　　【正文】

　　控審分離原則是現代刑事訴訟普遍遵循的原則，也是現代刑事訴訟文明、民主、科學的重要標志。我國1979年的《刑事訴訟法》和1996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盡管沒有明確規定控審分離原則，但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這一原則。但對于這一原則的規定還不夠徹底，還有很多程序的規定與控審分離原則的精神相悖離。這種狀況不僅不符合程序正義的要求，也不利于保障被追訴人的人權，甚至會導致司法權威的下降，阻礙我國法治的進程。為此，本文對我國刑事訴訟程序設計中的控審不分問題及其原因進行分析，提出解決控審不分問題的對策，為我國正在進行的刑事司法改革提供一些建議。

　　一、控審分離原則概述

　　(一)控審分離原則的涵義

　　控審分離原則早在奴隸社會審判活動中就已經確立，一度為封建糾問式訴訟所拋棄，在資產階級反封建革命中重新得到確認，成為現代刑事訴訟活動的重要原則。控審分離原則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控訴職能和審判職能分別由國家不同專門機關承擔。控訴職能主要由檢察機關承擔，審判職能由審判機關承擔。檢察機關行使控訴權，審判機關行使審判權。檢察機關不能分享審判權、審判機關也不能分割控訴權。控訴權和審判權的獨立性應受到同等的保護。

　　2、審判以起訴為前提，未經起訴的案件，法院不得徑行判決，即不告不理。它是控審分離原則的核心。不告不理包括程序和實體上的雙重內容。程序上，體現在控訴權作為一種請求法院對被告人進行審判并追究其刑事責任的請求權，在發動審判程序上具有主動性。相對于控訴權來說，依賴于審判程序發揮其功能的審判權的行使具有被動性。在實體上，包括對人的效力和對事的效力兩方面。對人的效力方面，審判只限于起訴書中載明的犯罪嫌疑人;對事的方面，審判只限于起訴書中載明的犯罪事實。也就是說，法院對起訴書中載明的內容才能審理和判決，因為“作為國家利益的代表，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要通過行使司法權保障刑罰權行使”，“國家放棄自己的義務將不僅是一種放任行為，而且是一種犯罪行為”(注1)對于雖在庭審過程中發現，但未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或犯罪事實，只要檢察機關或自訴人及法定代理人未追加，審判機關不得自動將其歸于審判權適用范圍內。(注2)

　　(二)控審分離原則的理論基礎

　　1、分權制衡理論

　　分權制衡理論揭示了劃分權力和建立權力制約機制的必要性，它是國家權力配置和司法權獨立的重要理論依據。我國雖不實行三權分立制度，但對于三權分立學說中的權力制衡原理，是持肯定態度的。實際上，無論是我國的國家權力配置還是司法體制建構，都體現了對權力制衡理論的自覺運用，所以分權制衡理論也是我國刑事控審分離原則的理論基礎。

　　近、現代國家一般將國家權力分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分，分別由三個國家機關行使。在行使國家權力時，這三個國家機關又保持一種相互平衡、相互制約的關系。分權理論的核心是約束和限制國家權力。而為達到保護公民的正當權益、防止權力被濫用的目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以權力制約權力。分權制衡理論強調國家權力不能由一個人或一個國家機關行使，必須由不同的國家機關分工負責，彼此約束。否則，公民的權利不僅得不到保障，甚至容易被侵犯。

　　在這種權力分立理論的影響以及權力分立的政治體制的保障下，法院所擁有的司法權從行政權和立法權中分離出來，并逐漸成為一種獨立和自治的“第三種國家權力”。法院不再是國家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寧的守護者，而成為法治和正義的維護者。法院作為國家司法機構，負有公正、獨立實施法律的使命。它通過進行司法審判，解決各種利益爭端，具體地實施法律、解釋法律甚至創設新的法律規則。檢察機關從總體上是國家行政機構的組成部分，它們的職責在于通過對犯罪者進行刑事追訴，促使有罪者受到定罪或判刑，從而維護國家和社會的利益。可以說，法院和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職能區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國家司法部門和行政部門權力分立的具體表現之一，控審分離的實現也受到了權力分立理論的影響和推動。(注3)

　　在刑事訴訟中，法院的職責在于對受到國家追訴機構指控的公民是否承擔刑事責任問題作出客觀、公正的權威裁判。因而刑事追訴的任務只能由在法院之外設立的專門機構即檢察機關來承擔，法院不得主動開始審判程序。法院的審判對象必須與檢察院起訴指控的對象保持同一性，檢察院未起訴指控的被告人和罪行，法院不得徑行審理。由此實現了控審職能的分離與制衡。控審分離原則也成為刑事訴訟的基本架構特征和組合原理。(注4)

　　2、訴訟公正理念

　　訴訟公正一向被視為訴訟活動的最高價值目標。訴訟公正包含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兩個方面。實體公正，是指公正地懲罰犯罪，包括正確分清罪與非罪界限，準確認定罪名，適度量刑;程序公正，是指訴訟程序本身符合公正標準。程序公正作為刑事訴訟活動所追求的基本價值目標，其核心理念是以程序制約權力，即通過公正、合理的程序設置來限制國家刑事司法權的濫用，保障涉訟公民的基本人權。

　　作為一種觀念形態的訴訟價值目標，程序公正具有相當的抽象性，它必須外化為若干具體的原則才能為人們評價或構建刑事訴訟程序提供判斷的依據。從內容上看，人們一般將程序的中立性、平等性、公開性以及參與性等視為衡量程序公正性的參考標準。“法官中立常常與程序公正乃至訴訟公正劃上等號”，“法官中立是程序公正乃至訴訟公正實現過程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注5)

　　在刑事訴訟中實行控審分離是訴訟公正理念的要求。刑事訴訟的價值目標在于保證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程序公正能夠保證實體公正，沒有公正的程序就很難有公正的結果，實體的公正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程序的公正。在封建社會的糾問式訴訟模式下，由于控審不分，法官集控訴權與審判權于一身，這就難免導致法官先入為主、有罪推定。控審職能的集中，將導致法官對案件產生嚴重的預斷和偏見，而法官在預斷和偏見的支配下，是難以查明案件真相的。實行控審分離不僅是為了保證追訴結果的公正性，也是為了保障實體結果的公正性。

　　程序正義的價值要求用理性的眼光去審視刑事訴訟控審模式。在訴訟模式的設置中應反映出被告人正當的利益，法官應當中立，法官在法庭上能夠對公訴人進行制衡。法律的正義唯有通過程序的公正才能真正得到實現。

　　3、程序主體性理論

　　所謂主體性，是指某一個體作為一種道德主體所具有的區別于客體性的本質屬性。承認一個人的主體性，就等于承認他的目的性和人格的尊嚴，這是主體性原則的核心。程序主體性理論旨在強調刑事訴訟中的追訴對象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與控訴機關、審判機關擁有同等的程序主體地位，他們與法官和檢察官沒有身份上的高低貴賤之分，只有所擔當的訴訟角色的區別。

　　當今人權的理念正席卷全球，其主要的精神就是關注一國的公民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即被追訴人是否受到公正、人道的對待。所以聯合國以及世界性組織呼吁建立理性公正的刑事程序。為了保護被告人的主體地位，國家必須使權力相互制衡，畢竟權力具有自主擴張的天性。被告人在強大的國家權力面前是弱小的，所以國家將公共權力交給幾個部門行使，并且使其彼此制約。如果法律不能對追訴官員實行有效的控制，如果控審不分，法官與檢察官共同來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那么被告人的程序主體地位就根本無從談起。因此，程序主體性理論也要求實行控審分離的刑事訴訟模式。公訴人只能行使追訴權，而不能對被告人定罪量刑;法官只能行使審判權，而不能積極對犯罪行為進行追訴。(注6)

　　(三)控審分離原則的意義

　　控審分離原則服務于司法公正，而公正是刑事訴訟的生命所在。亞里士多德認為，理想的法官應該是正義的化身。而程序公正首先要求法官處于中立地位。因為訴訟的本質在于雙方利益發生沖突時，控訴于他們信任的、權威的第三方法官來解決矛盾。在訴訟中，雙方心理都偏向己方，這時法官合理權衡各種利益，作出科學判斷，中立是最好的選擇。(注7)法官不中立必然導致審判不公。控審分離原則作為規制控訴權與審判權的重要原則，明晰了檢察機關、自訴人及法定代理人與審判機關的關系，給予控訴職能和審判職能準確定位。特別是使法官不司控訴職能，不為控訴行為，使其訴訟行為與訴訟目標相一致。審判程序啟動后，法官在法庭上同時平等地關注控辯雙方的主張，消除了法官同時擔任控方時在心理上、情感上可能產生的“偏異傾向”，在控辯雙方之間保持一種超然、無偏袒的態度。同時，控審分離原則也是對控訴權專屬性、獨立性的肯定，并使之與審判權形成制約關系，有效防止了法官的恣意專斷。

　　二、控審分離原則在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中的體現

　　我國1979年《刑事訴訟法》對控審分離原則的規定還很不徹底，也缺乏相關的保證措施，加上我國 “重實體、輕程序”的法律文化傳統，因而司法實踐中檢察機關與審判機關的相互制約往往不夠。1996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吸收了一些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的特點，確立了一種新的審判方式。這種審判方式具有了類似于對抗制的證據調查方式的特征。控審分離原則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確認和強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法官的審判活動趨向消極中立

　　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訂之前，法官在法庭調查等一系列環節上都占據著主導和控制地位：法官在開庭前確定需要納入法庭調查的范圍的證據;法官決定法庭調查證據的順序;法官按照事先確定的調查提綱主動進行對所有證據的提出和展示;訊問被告人，詢問證人、被害人和鑒定人以及出示物證和書證等活動也都由法官首先進行，控辯雙方只能在其后被允許提出和發表意見。由于法官主要依據提起公訴的卷宗，極容易以公訴機關的眼光來審判案件，因此易喪失中立性。1996年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類似于對抗制的證據調查方式，以控辯舉證為主代替了法官包辦證據調查，避免了法官與被追訴方的激烈對抗，有利于法官中立性的實現。

　　(二)法官依職權自行調查收集證據受到一定限制

　　按照1979年《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在法庭審理過程中，遇有合議庭認為案件證據不足或者發現新的事實等情形時，可以延期審理并自行調查。1996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158條盡管也保留了法官的庭外調查權，但進行調查的前提改為“對證據有疑問”。1996年《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闡釋“對證據有疑問”，也無相關的司法解釋。但根據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162條“對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的規定，法官顯然不能基于收集證據、補充證據以作出有罪判決的目的進行庭外調查，而只有為了調查核實證據時進行庭外調查才符合立法的本意。修改進一步體現了控審分離的原則。

　　(三)庭前閱卷范圍的縮小有利于防止法官產生庭前預斷

　　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150條規定：“人民法院對提起公訴的案件進行審查后，對于起訴書中有明確的指控犯罪事實并且附有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或者照片的應當決定開庭審判。”這說明我國檢察機關已不再像原來那樣“移送全案卷證”。這樣，法官在開庭前閱卷的范圍縮小了，有利于防止法官產生庭前預斷，對于實現庭前程序與審判程序的進一步分離具有重要意義，

　　(四)增強了控辯雙方程序權利的對等性

　　1996年《刑事訴訟法》增強了控辯雙方的程序權利對等性，避免了因被追訴方的力量過于弱小以及追訴方的力量過于強大而使訴訟的結構扭曲以至于審判向控方傾斜的現象。為增強辯護方的防御力量，實現控辯平衡，1996年《刑事訴訟法》主要對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修改：(1)律師介入訴訟的時間提前，從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第一次傳訊后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律師就可以接受委托為其提供法律咨訊、代理申訴、控告;(2)擴大了律師及其它辯護人的訴訟權利。他們不僅可以查閱案卷材料，了解案情，同被告會見通信，同時可以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結論;還賦予了辯護律師親自收集或申請司法機關收集、調取證據的權利。(3)1996年《刑事訴訟法》廢除了原《刑事訴訟法》關于審判長只能制止當事人、辯護人對證人無關發問的規定，而肯定了對公訴人的無關發問也可以制止。

　　(五)取消了免于起訴制度

　　1996年《刑事訴訟法》取消了免于起訴制度，統一由人民法院定罪。免予起訴制度是檢察機關對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犯罪分子定罪但不予起訴的一項制度，免予起訴制度在體現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和對輕微案件及時結案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是，沒有經過審判程序就對一個人判定有罪，明顯不符合司法最終裁決原則。而且，由檢察機關來對被告人定罪免刑，也超出了公訴權的范圍，混淆了檢察機關與審判機關的職能，因而也是對控審分離原則的悖離。(注8)

　　三、我國刑事司法中存在的控審不分問題及對我國法治的危害

　　1996年《刑事訴訟法》雖然體現了控審分離原則的精神，但對于這一原則的規定還不夠徹底，還有很多程序的規定與控審分離原則的精神相悖離。這種法律規定的不完善以及司法實踐中的一些不當做法，對我國法治的進程會產生很大的危害。

　　(一)我國刑事司法中存在的控審不分問題

　　我國刑事司法中存在的控審不分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審前程序中的控審不分

　　在我國刑事審前程序中，僅有追訴的一方和被追訴的一方，法官并不介入。控訴方事實上既是追訴者，又是裁判者，這種狀況使被追訴人訴訟地位客體化，被追訴人的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政治權利、人身自由、財產權利、人格尊嚴、住宅安全、通信秘密以及個人隱私等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也悖離了控審分離原則及正當程序的基本要求。強制處分權具有裁判的性質。法定機關一旦決定適用某種強制措施，就會對被追訴人設定特定的訴訟權利和訴訟義務，這不僅直接涉及公民人身自由和訴訟進程，也關系到訴訟目的能否公正實現。由此可見，審前程序中的強制措施的決定權尤其是批捕權應該成為國家司法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由法院來行使。而且，批捕權與檢察機關所承擔的訴訟職能也存在內在矛盾和沖突。前者是一種具有裁斷性質的權力，后者是一種相對的訴訟請求權，兩種權力是不應由同一主體來行使的。如果硬將二者混在一起，不僅打破了作為現代訴訟程序核心機制的控、辯雙方的平衡性，也將使訴訟結構喪失其內在的合理性。

　　2、庭前審查程序中的控審不分

　　從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150條的規定來看，在廢除全案卷宗移送制度時，并沒有完全采取起訴書一本主義，而是采用一種介乎于兩者之間的起訴方式，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0條的規定，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時，在移送證人名單、證據目錄的同時，還須移送主要證據的復印件或者照片。由于《刑事訴訟法》并沒有對“主要證據”作出明確的規定，檢察院、法院對檢察院應當移送的內容的看法和理解并不相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分別作出《解釋》和《規則》，《解釋》與《規則》的區別主要在于：前者要求移送證明指控犯罪性質、情節的主要證據，后者要求移送對認定犯罪構成起主要作用或對定罪有重要影響的證據。1998年六部委《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簡稱《規定》)第36條的規定：“主要證據”包括：(1)起訴書中涉及的各證據種類中的主要證據;(2)多個同種類證據中被確定為主要證據的;(3)作為法定量刑情節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正當防衛的證據。人民檢察院針對具體案件移送起訴時，主要證據由人民檢察院根據以上規定確定。《規定》第37條還規定，對于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案件，人民法院都應當受理。此外，對于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檢察機關應當移送哪些證據材料刑事訴訟法也沒有明確規定。

　　從以上有關機關所作的司法解釋來看，庭審法官幾乎都能接觸偵查、起訴卷的全部材料證據。而在我國目前的公訴方式下，由于主要證據范圍的決定權掌握在具體的辦案人員手中，不僅其范圍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而且這些證據大多還是不利于被告人的證據。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檢察官一般不會在這個時候就移交法院，這樣，也就無法保證法官憑借全部的案卷材料做出客觀公正的預斷。顯然，我國目前的庭前審查程序不僅對被告方辯護權的行使構成了實質性威脅，也與控審分離原則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馳。

　　3、一審程序中的控審不分

　　在我國刑事第一審程序中，主要有三個方面的程序設計容易導致控審不分：

　　(1)體現在人民法院發現新事實后的處理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178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中發現新的事實，可能影響定罪的，應當建議人民檢察院補充或者變更起訴。”從該解釋的規定來看，法官建議人民檢察院補充偵查有時會模糊審判權與公訴權的界線，甚至導致審判權的追訴化，真正的控審分離原則難以保障。

　　(2)體現在人民法院直接改變罪名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176條(二)項的規定，人民法院對于“起訴指控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的罪名與人民法院審理認定的罪名不一致的”，法院有權直接改變罪名(包括增加新的罪名)。法院經過開庭審理，在認定檢察機關的指控罪名不成立的情況下，直接以其他罪名作出有罪判決，事實上是將一個未經起訴也未經被告人辯護和法庭質證的新罪名強加給被告人，事實上是對被告人發動了一次新的追訴。而且在法院審理認定的罪名重于原起訴書所認定的罪名時，法院實際上是在“協助控訴”或“變相追訴”，這既混淆了控訴、審判各自的職能，也侵犯了被告人的辯護權。

　　(3)體現在法官的庭外證據調查權方面。《刑事訴訟法》第156條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對證據有疑問的可以宣布休庭，對證據進行調查核實。”根據《解釋》的規定，庭外調查核實中所獲取的新的證據材料應當經過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但是，以何種方式、由何方將該項證據納入法庭調查范圍，刑訴法和《解釋》都沒有明確規定。其實，無論采取何種方式，法官都將面臨喪失中立性的可能。如果由法院依職權主動出示，就意味著法官在控辯雙方之外作為第三方提出了自己獨立的證據主張，控訴雙方一旦有不同意見，隨后的質證、辯論過程就成為控、辯方針對法官的行為，法官變成了爭議的參與者而不只是裁判者了;如果法官根據證據的證明作用，由證據對其有利的一方出示證據，讓對方質證、反駁，則會讓人感覺法官明顯地站在一方的立場上，支持其提出有利于己的主張來對抗對方。因此，不管采用何種示證、質證方式，法官都難以保持其中立者的地位。

　　4、二審程序中的控審不分

　　我國刑事第二審程序的設計同樣存在著諸多容易導致控審不分的環節：

　　(1)第二審法院按照“全面審查”原則進行審判。對于這一原則，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就第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和適用法律進行全面審查，不受上訴和抗訴范圍的限制。”對于原審法院所作的裁判，被告人只對其中的部分內容提出上訴，檢察機關只對部分內容提出抗訴的，第二審法院對全案事實和法律問題進行審查，這種不告而理的行為顯然是違背控審分離原則的。全面審查原則意味著第二審法院可以對一審法院已經判明、控辯雙方不持異議的判決部分重新發動審查。在某種程度上，法官已不僅是案件的裁判者，而是成為有著自己積極主張的一方當事人，這使得二審法官有滑向追訴者的危險。

　　(2)對原審判決認定的罪名加以改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257條的規定，第二審法院經過重新審判，對“原判認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只是認定的罪名不當的，在不加重原判刑罰的情況下，可以改變罪名”。這就是說，第二審法院可以直接變更第一審法院判決中認定的罪名。這個新罪名可能未經被告人辯護，而且肯定未經一審審判。這種做法不僅剝奪了被告人的辯護權，也剝奪了被告人的審級利益。與第一審法院自行變更罪名的行為一樣，這種行為同樣是違背控審分離原則的。

　　5、監督程序中的控審不分

　　審判監督程序中的控審不分問題主要表現在法院主動提起再審程序方面。按照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法院在下列三種情況下可以提起再審：(1)任何一級法院的院長均有權將本院的生效裁判“提交審判委員會處理”以決定再審;(2)最高人民法院對地方各級法院的生效裁判都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審或者指令再審;(3)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生效裁判有權提審或者指令再審。

　　法院以“審判監督程序”發動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或許確實會糾正個案中的一些“錯誤”，但客觀上卻可能扮演了一個追訴者的角色，這無疑是對控審分離原則的根本否定。另外，與第二審一樣，負責再審的法院一般也要對再審案件進行全面審查，而不受當事人申訴和檢察機關抗訴范圍的限制。這其實仍然是一種“不告而理”，超越了控辯雙方訴訟主張的限制，顯然也是違背控審分離原則的。(注9)

　　(二)我國刑事司法中的控審不分現狀對法治的危害

　　1、侵犯被追訴人的權利

　　在控審職能不分的刑事訴訟中，直接受到傷害的就是被追訴人。與追訴方相比，被追訴人處于極大的劣勢中。被追訴人對抗的是追訴方，而后者所代表的是強大的國家，享有國家提供的形式多樣的司法資源作為追訴力量。在這種情況下，作為裁判方的法官如果喪失其超然、消極的態度而主動承擔起控訴方的某些追究職責，那么被追訴人除了坐以待斃外，別無選擇。被追訴人的權利將會受到嚴重侵犯，且權利受到侵犯后將無法得到救濟。與刑事訴訟中的保護人權的目標相悖離。

　　2、使訴訟構造失衡

　　控審分離原則的主要價值在于保障裁判者的中立。我國控訴職能主要由檢察機關承擔，審判職能由審判機關承擔。審判機關在兼聽控辯雙方的爭辯的基礎上做出居中的裁判。由于控辯雙方所處的天然不平衡狀態，要求國家在建構刑事訴訟程序時必須考慮如何為那些處于相對弱者地位的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一些必要的特殊權利，尤其是要保障被追訴人的辯護權，以維持控、辯、審三方力量的基本平衡。

　　我國刑事訴訟立法以及司法實踐中的控審不分情況還很普遍，法官不能在審判中中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那么法庭審判中辯護職能就不可能真正得到發揮。因為，一旦中立的裁判者傾向于控訴一方，必然形成裁判者與刑事被追訴方對立。在這情況下，被告的辯護權利自然難以得到充分的保護。如果在極端的情況下，刑事追訴職能與刑事審判職能完全合二為一，還有可能使被告人完全淪為刑事追訴的客體，毫無辯護權發揮作用的空間。

　　3、使法院喪失中立性，降低司法權威

　　司法的中立，要求裁判者既要與案件事實沒有利害關系，也要對控辯雙方一視同仁，不得對任何一方存有偏見。他不能把自己看作是政府設立的打擊犯罪的工具，以至于對追訴犯罪表現出過多的熱情，更不能把自己看作是控訴方的伙伴，以“變更罪名”、“庭外調查”“全面審查”、“糾正錯誤”為名從事刑事追訴的活動，以至于成為事實上的公訴機構。否則，法院將難以保持中立，從而也就難以實現看得見的公正。英國著名法官和法學家丹寧勛爵認為，法官在主持公正時不僅要主持公正，而且要人們明確無誤地、毫不懷疑地看到公正，這一點不僅是重要的，而且是極其重要的。原因很簡單，公正必須來源于信任。

　　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廣泛存在的控審不分問題說明，實際上公、檢、法三機關的相互配合大于相互制約。法院的中立性受到很大的影響。

　　法官喪失中立性將直接導致司法信任的危機。法治社會強調法律至上，而司法是法律正義的最終守護神，法律的至高無上是通過司法權威來體現的。沒有司法權威，法律至上將是一句空話;沒有司法權威，國家法制的統一也將遙遙無期;沒有司法權威，司法裁判將弱化其定紛止爭的功效。

　　四、構建合理的控審分離制度構架

　　(一)在審前程序中建立司法審查機制

　　在審前程序中建立司法審查機制，以解決審前追訴程序中中立裁判者的缺失問題。在我國刑事審前程序中，由于始終缺乏在一個中立的不承擔追訴任務的裁判機構就一系列的程序問題進行裁決，使得審前程序有淪為行政程序的危險，既不利于保護訴訟當事人的權利，也使刑事審前程序的控審分離問題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因此，可以借鑒西方國家普遍確立的預審法官制度，在我國現有的法院體制內，設立專門負責解決審前程序爭端的機構，可稱之為預審法庭。預審法庭可由一名法官、兩名陪審員組成。預審法官必須和未來的庭審法官相分離，而且禁止預審法官和庭審法官交換意見，乃至進行實質的接觸，以排除預斷。預審法庭的主要作用在于，作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審前程序，既對各種與公民權益有關的強制偵查行為諸如逮捕、羈押、拘留、監視居住、取保候審、搜查、扣押、通緝等簽發許可令，也將負責對公訴案件進行庭前審查，以便確定控方的證據是否存在合理根據，是否有必要將案件交付法院進行法庭審判，使被告人免受無根據、無意義的起訴和審判。

　　(二)實行“起訴書一本主義”的公訴方式

　　為避免法官產生庭前預斷而傾向于追訴方，切斷審前追訴程序與審判程序的之間的聯系是必要的。實行“起訴書一本主義”，要求起訴時除移送起訴書外，不得附具足以使法官就該案件發生預斷的書面證據及其他物證，且起訴書中也不得引用這些內容。立法也應當明確禁止裁判者與檢、警機構進行其他形式的單方接觸，如在法庭審判開始之前進行諸如“交換意見”之類的活動等，以避免控方向裁判者施加不正當的影響，或通過提供與待決事項有關的片面信息，使裁判者先入為主，以至于形成偏見。通過上述途徑，使刑事追訴的結論不再對司法裁判的結局具有預定效力，裁判者才能真正走向中立，法庭審判中的職能分離才能發揮實質的作用。“起訴書一本主義”可以避免庭審判決為偵查結論所左右，具有防止法官單方面受到偵控方的影響而形成不利于被告人一方的有罪預斷，真正能夠體現 “審判中心主義”的要求。

　　(三)確立嚴格的“不告不理”及“訴判同一”原則

　　確立嚴格的“不告不理”及“訴判同一”原則。法院專司審判之責，控訴只能由檢察機關提起，法院不得主動開啟審判程序，法院的審判對象必須與檢察機關起訴指控的對象保持同一，法院不得審理檢察機關未起訴指控的對象。法院審判的對象必須與檢察院起訴指控的對象保持同一，法院只能在檢察院起訴指控的對象范圍內進行審判，不僅對于檢察院未指控的被告人及其罪行法院無權進行審理和判決，即使法院在審判過程中發現檢察院起訴指控的對象有錯漏，也不能脫離檢察院起訴指控的被告人或其罪行而另行審理和判決。而且，法院在審判過程中一般也不能自行變更審判對象。即使檢察機關起訴的罪名無法成立，人民法院改變罪名也應當給予辯護一方以新的充分的防御準備。

　　在第二審程序中，二審法院的審查范圍應當嚴格限制在抗訴的范圍之內。對于被告人一方提出上訴的案件，如果被告人并沒有說明理由，而僅僅是對一審法院所作的判決表示不服，則二審法院可以依職權進行審查。如果被告方明確提出了上訴的理由，則二審法院也應當受上訴理由的限制，而不得再搞所謂的“全面審理”。二審法院也應當嚴格貫徹“上訴不加刑”原則，不得“巧立名目”搞變相加刑。應當取消人民法院主動提起再審的權力，至少也應取消法院提起加重被告人責任的再審，使再審真正成為保障公民權利的司法救濟活動。

　　(四)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確保法院及法官的獨立

　　沒有司法的獨立、尤其是法官的獨立，不僅刑事訴訟難以擺脫“行政治罪”的性質，也不會有實質的控審分離。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使我國的法官獨立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但由于我國歷史和現實社會條件以及傳統觀念的制約，雖然《憲法》以及《刑事訴訟法》都規定，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但由于我國法院的人員編制、經費預算和劃撥、基礎設施和設備建設等物質資源均來自當地行政機關，干部的管理與人員的任免又掌握在地方黨委和人大手中，使得法院系統的建制和管理完全受制于同級行政機關或地方政府，迫使法院不得不考慮甚至屈從于司法系統外的各種意見和壓力。

　　為了保障法官依法履行職責，防止法官因秉公辦案受到打擊報復和其他不公正待遇，防止法官的人身安全和其他權利因執行職務而受到各種形式的影響，我國法官法不僅規定“法官依法履行職務，受法律保護”，而且還對法官的職責、權利、義務、資格、任免、任職回避、等級、考核、培訓、獎勵、懲戒、工資福利、免職、退休、辭職和申訴、控告等涉及法官任職條件和保障的事項作出了規定，盡管這些規定還不夠具體。但遺憾的是，這些規定由于種種原因仍然沒有得到切實的貫徹執行，應盡快將這些規定具體化，并保障其得到切實的執行。只有保障了司法審判的獨立，法官才可以“只考慮與本案有關的事實和法律”，控審分離原則的實現才能得到根本的保證。

　　引文注釋：

　　(注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版，第168頁。

　　(注2)宋世杰、彭海青：《論刑事訴訟中控審分離原則的理論與實踐》，《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2年第3期，第82頁。

　　(注3)陳瑞華：《刑事審判原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219頁。

　　(注4)謝佑平、萬毅：《刑事控審分離原則的法理探析》，《西南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第91頁。

　　(注5)陳貴明：《訴訟公正與程序保障》，中國法制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3頁。

　　(注6)黃文：《論刑事控審分離原則的理論基礎》，《理論與改革》2004年第2期，第134頁。

　　(注7)楊連峰、周星佐：《論“自然正義法則”——兼評我國刑事訴訟程序的完善》，《法學評論》1996年第3期，第44頁。

　　(注8)李奮飛、陳衛東：《論刑事訴訟中的控審不分問題》，《中國法學》2004年第2期，第141頁。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版。

　　2、陳瑞華：《刑事審判原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