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民法學體系構建探討論文
內(nèi)容提要： 青少年法律是一個綜合法律部門，青少年法學也是一個開放性、包容性的法學學科。青少年群體的核心是未成年人，對未成年人民事權益的確認和保護有特別立法。在一定程度上，青少年民法學體系也就是未成年人民法學體系。青少年民法學涉及對青少年在家庭、學校和社會生活中民事權益的確認和保護，以及對青少年民事活動的規(guī)范和引導。一、青少年法學與青少年法律的概念界定
法學是指“以(現(xiàn)行)法秩序為基礎及界限，借以探求法律問題之答案的學問。”[i]青少年法學是指以現(xiàn)行青少年法律秩序為基礎和界限，借以探求青少年法律問題答案的學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青少年法律(Juvenile Laws)是指確認和保障青少年(特別是未成年人)這一特殊社會群體權益、規(guī)范其活動的綜合法律部門。
對青少年法律及青少年法學的含義需要做如下幾點說明：
第一，青少年法律是針對青少年這一特殊社會弱勢群體立法。劃分法律部門的首要根據(jù)是法律的調整對象，即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這是主要標準，同時也要考慮法律的調整方法，只根據(jù)法律調整對象是不夠的。[ii]青少年法律所調整社會關系的類型及其調整方法上的特殊性均體現(xiàn)在其與青少年這一社會弱勢群體結合之上。
第二，青少年法律并非獨立的法律部門，而是一個綜合性的法律部門。青少年法律存在多個部門法的交叉，民法、刑法、訴訟法等均會從不同側面涉及到對青少年權益的確認、保護以及對青少年行為的法律規(guī)范等問題，基本法律部門中的相關一般規(guī)定也會通過配套法規(guī)或者司法解釋等形式來完善和落實，如《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青少年犯罪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
第三，青少年法學不同于“青少年權益保護”，也不同于“未成年人法律保護實踐”、“未成年人法律保護診所”或者“未成年人法學”。青少年法學這一概念更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與青少年權益保護相比，青少年法學還引導規(guī)范青少年活動，可見后者的概念外延更大。與未成年人法律保護實踐或者保護診所相比，青少年法學不僅討論開展青少年法律實踐活動，還探索青少年法律理論研究。青少年法學所涵蓋的范圍還廣于未成年人法學，青少年群體廣于未成年人群體。
第四，青少年法律和青少年法學所著重研究的“青少年”這一群體在概念內(nèi)涵和外延上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就青少年這一群體的范圍，一種觀點認為青少年是滿13周歲但不滿20周歲的自然人，也就是少年與青年相重合的階段。另一種觀點認為青少年包括十五六歲至三十歲左右的青年和十歲左右至十五六歲的少年。還有觀點主張在印刷術時代之后，隨著電視時代的興盛，童年逐漸消逝了，出現(xiàn)越來越多的成人化的兒童以致于兒童正在消逝。[iii]筆者認為，本著青少年屬于弱勢群體的群體屬性，應該結合年齡標準和經(jīng)濟能力標準，將廣義的青少年界定為未成年人和已經(jīng)成年但尚未以自己的勞動作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在校大學生。青少年群體的核心是未成年人。[1]青少年法學就相應地研究未成年人及成年大學生的相關法律問題。
總之，青少年法律是一個綜合法律部門，青少年法學也是一個開放性、包容性的法學學科。
二、青少年民法學的內(nèi)容體系
“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iv]在對青少年做概念界定之后，還要結合青少年在社會中經(jīng)常發(fā)生活動的領域來對青少年法學的問題進行類型化。
在人們所生活的社會空間中，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相對應。黑格爾將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作為其整個法哲學的出發(fā)點。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對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關系做了更進一步的科學闡述。[v]市民社會是一個與國家相對應的“私人自治領域”。民法是市民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公法則屬于調整政治國家中生活關系的行為規(guī)范。青少年在市民社會領域和政治國家領域都具有重要地位，青少年法學也就相應包括青少年民法學和青少年公法學。
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人身關系和財產(chǎn)關系的有國家強制力的社會生活規(guī)范，其調整的問題類型涉及人倫理生活和經(jīng)濟生活的方方面面。青少年民法學解決市民社會的家庭、學校和社會各個具體生活領域中有關青少年的監(jiān)護、民事行為能力、侵權行為、身份行為等法律問題。作為青少年法律體系的核心，主要包括《民法通則》、《合同法》、《侵權責任法》、《婚姻法》、《繼承法》、《收養(yǎng)法》等法律中有關未成年人的監(jiān)護制度、行為能力制度、侵權責任制度、親權撫育制度等規(guī)定。未成年人民事特別法律則主要表現(xiàn)為《未成年人保護法》、《義務教育法》、《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等。
總之，青少年民法學涉及到對青少年在家庭、學校和社會生活中民事權益的確認和保護、對青少年民事活動的規(guī)范和引導等，這也是學習研究此學科的目的。
三、出生與未成年人監(jiān)護
我國《民法通則》第9條規(guī)定：“公民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據(jù)此，自然人民事權利能力始于出生。民法用權利能力的概念來表征民事主體資格，所謂民事權利能力就是指“成為民事權利和民事義務載體(Tr?ger)的能力”。[vi]
(一)胎兒人身利益的保護
未出生的胎兒原則上無權利能力可言，若嚴格貫徹此原則，對胎兒的保護，未免不周，對此需要設置例外規(guī)定。對于未出生胎兒的法律地位及其權益保護，存在兩種立法體例：一是總括保護主義，也稱為概括主義，即只要其出生時尚生存，胎兒就和嬰兒一樣具有民事權利能力，此種立法例源自羅馬法的規(guī)定：“關于胎兒的利益，視為已經(jīng)出生。”[vii]《瑞士民法典》第31條第2款、我國臺灣地區(qū)“民法”第7條均采此例。二是個別保護主義，也稱為列舉主義，胎兒原則上無權利能力，但若其出生時尚生存，在繼承、遺贈、損害賠償請求權等若干例外方面視為其有權利能力，《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等采此例，如《德國民法典》第844條、第1923條和第2178條等。
我國現(xiàn)行民事立法對胎兒也采取個別保護主義的立法體例，《繼承法》第28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zhí)行《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45條有關“特留份”的規(guī)定即為適例。這就沒有注意到對胎兒出生前所受損害的救濟、[viii]胎兒就其生父死亡的損害賠償請求權、[ix]對胎兒贈與的法律規(guī)定等，[x]可見，個別列舉難免掛一漏萬，立法論上我國民法對胎兒的保護宜采取總括保護主義。
(二)對未成年人的監(jiān)護制度
監(jiān)護是指對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人身、財產(chǎn)及其他合法權益進行監(jiān)督和保護的一種民事法律制度。本文僅討論對未成年人的監(jiān)護制度。根據(jù)我國《民法通則》第18條第1款的規(guī)定，監(jiān)護人應當履行監(jiān)護職責。
耶林曾經(jīng)說過：“我總是忍不住要思考制度的立法根據(jù)的問題。對我來說，追問所有法律理論的目的簡直已經(jīng)成了我的固定習慣。”[xi]本質上看，監(jiān)護制度的法律目的是對行為能力有欠缺之被監(jiān)護人的合法權益進行保護，對行為能力有欠缺之被監(jiān)護人的行為進行監(jiān)督和約束。對監(jiān)護法律性質的討論實際上也都是圍繞監(jiān)護法律目的從不同面向進行展開，為了實現(xiàn)監(jiān)護的法律目的，需要從監(jiān)護的權利、職責、權力、義務等角度進行理論分析和法律制度的綜合設計。對監(jiān)護制度的法律目的可以進一步從社會學的角度進行分析，人的出生并不當然意味著其會健康順利地生存，新個體的產(chǎn)生也不能當然意味著種族就得到了綿續(xù)或者社會就得到了延展。人要健康順利地生存，在其出生之后就還需要較長的乳期，以獲取營養(yǎng)，即使是在斷乳之后，其仍然需要一個很長的時期來學習社會生活中所需要的生活經(jīng)驗和行為方式。
可見，生殖會帶來新生命的出生，生理性的撫養(yǎng)會使新生命獲得營養(yǎng)上的供給，社會性的教育則會使其獲得社會生活知識的傳遞，如此人才能獲得健全的生活，才能實現(xiàn)種族的綿續(xù)乃至社會的延展。[xii]較長的撫養(yǎng)和教育期是人類特殊的需要，而監(jiān)護法律制度就能夠配合人類此種需要的滿足，可以說，監(jiān)護法律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行為能力有欠缺之未成年人須要接受撫育的需求之上的，監(jiān)護制度將撫養(yǎng)、教育等活動法律化，以保障人類種族的綿續(xù)。
四、未成年人民事行為能力及未成年人所從事法律行為的效力
自然人的民事行為能力是指自然人能夠獨立依其法律行為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的資格。“并非每個人都能被視為可以通過自己的行為取得權利承擔義務。……(近代民法)對判斷能力不完全的人作出了若干特別的處理。這就是今天旨在保護這些人因考慮不周的行為而導致財產(chǎn)減少的制度。”[xiii]自然人民事行為能力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保護智慮不周之未成年人或者精神病人的利益，并通過該制度控制這些人的行為以維護交易安全。
《民法通則》第58條規(guī)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實施的民事行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依法不能獨立實施的民事行為無效。《民法通則意見》(試行)第3條進一步規(guī)定：“十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進行的民事活動是否與其年齡、智力狀況相適應，可以從行為與本人生活相關聯(lián)的程度、本人的智力能否理解其行為，并預見相應的行為后果，以及行為標的數(shù)額等方面認定。”可見，未成年人依其年齡和智力，日常生活所必須的行為(necessaries of life)具有法律效力，而購買奢侈品(luxury goods)的行為則顯然不具有法律效力。《民法通則意見》(試行)第6條還規(guī)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接受獎勵、贈與、報酬，他人不得以行為人無民事行為能力、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為由，主張以上行為無效。”可見，未成年人純獲法律上利益的行為具有法律效力。《合同法》第47條進一步規(guī)定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依法不能獨立訂立的合同效力待定。從行為能力受限制之未成年人所從事的民事行為效力的角度看，“無行為能力人及限制行為能力人的保護優(yōu)先于交易安全”[xiv]。正如洪堡所說：“為了促進未成年人的安全和防止人們利用他們?nèi)狈?jīng)驗、涉世未深和缺乏深思熟慮造成對他們的不利，國家必須把他們自己采取的行為中的那些后果可能對他們有害的行為宣布為無效，并且必須懲罰那些采用這種方式利用他們來謀取私利的人。”[xv]
五、未成年人侵權行為
(一)未成年人侵權行為與監(jiān)護人替代責任
《侵權責任法》第四章第32條規(guī)定了監(jiān)護人對被監(jiān)護人的替代責任，此時，就出現(xiàn)了責任主體與行為主體的分離，出現(xiàn)為與自己有某種特殊關系的他人的侵權行為負責(Liability for others)的替代責任(Vicarious Liability)。[xvi]
《侵權責任法》第32條規(guī)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監(jiān)護人承擔侵權責任。監(jiān)護人盡到監(jiān)護責任的，可以減輕其侵權責任。”“有財產(chǎn)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從本人財產(chǎn)中支付賠償費用。不足部分，由監(jiān)護人賠償。”本條是關于監(jiān)護人替代責任的規(guī)定，對《民法通則》第133條做了細微調整，《侵權責任法》第32條第2款出于充分救濟被侵權人的目的，加重了監(jiān)護人的責任，且不再區(qū)分單位監(jiān)護人與非單位監(jiān)護人，被監(jiān)護人財產(chǎn)不足以實現(xiàn)完全賠償?shù)模陀杀O(jiān)護人承擔賠償責任，而不僅限于“適當賠償”。
(二)對未成年人的侵權行為及其侵權責任
就未成年人所遭受的侵權行為，我國現(xiàn)行民事立法并未做單獨的規(guī)定。未成年人因侵權行為遭受損害，侵權行為可能來自其他的未成年人，也可能來自其他成年人。前一種情形如上所述由作為加害人的未成年人之監(jiān)護人承擔監(jiān)護人責任。后一種情形適用《侵權責任法》第6條過錯侵權責任的一般條款解決即可，并無特殊。若符合教育機構侵權責任構成，則適用教育機構侵權責任制度的規(guī)定。
需要特別討論的是，未成年人的監(jiān)護人之過失，能否構成減輕加害人損害賠償責任的理由？如在著名的公雞啄傷人案件中，法院認為：“李桂英帶領自己3歲男孩外出，應認識到對小孩負有看護之責。李桂英拋開孩子，自己與他人在路上閑聊，造成孩子被雞啄傷右眼，這是李桂英做母親的過失，與養(yǎng)雞者無直接關系。……”[xvii]可見，此處采取了過失相抵的肯定說。民法學界有力說主張，監(jiān)護人的過失不能構成對受害之被監(jiān)護人損害賠償責任的過失相抵事由，因為該做法違背了監(jiān)護制度保護未成年人的目的，從比較法上看，未成年人不應對其法定代理人的過失負責也是一種趨勢。當然，基于監(jiān)護人的過失，可以依據(jù)公平責任原則對損害賠償額酌情予以減少。[xviii]
如果在對未成年人的侵權行為過程中，加害人和受害人均無過錯，此時是否對受害人就不予救濟呢？如未成年人籃球運動中因身體不可避免的接觸甚至沖撞造成的損害案件中，法院代表性觀點為：“法院并不認為原、被告哪一方負有主觀過錯，原、被告之間不能基于過錯來承擔事故損害后果，但是，就原、被告均為未成年及原告因此的損害后果較為嚴重而言，如果只讓未成年人的原告承擔與其認知能力不相稱的較嚴重損害后果，也并不公平，因此，應依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二十四條的規(guī)定，由原、被告分擔原告的損害后果。”[xix]
(三)未成年學生傷害事故中教育機構的侵權責任
未成年學生傷害事故，是指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未盡職責范圍內(nèi)的相關義務致使未成年學生遭受人身損害，或者未成年學生致他人人身損害。教育機構在這個過程中若未盡教育管理職責，就應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教育機構的侵權責任不是監(jiān)護人責任，教育機構和未成年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屬于教育、管理關系，而非監(jiān)護關系，《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第7條第2款就規(guī)定：“學校對未成年學生不承擔監(jiān)護職責，但法律有規(guī)定的或者學校依法接受委托承擔相應監(jiān)護職責的情形除外。”教育機構對未成年學生承擔的教育、管理職責屬于安全保障義務的范疇。
學生傷害事故中，教育機構責任的歸責原則屬于過錯責任原則，[xx]但要根據(jù)未成年學生屬于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還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而有差別，對前者采取《侵權責任法》第38條規(guī)定的過錯推定責任原則，對后者采取《侵權責任法》第39條規(guī)定的過錯責任原則。
學生傷害事故中，若行為人為教育機構以外的人員，則教育機構的侵權責任屬于補充責任。[xxi]《侵權責任法》第40條規(guī)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在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學習、生活期間，受到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以外的人員人身損害的，由侵權人承擔侵權責任;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未盡到管理職責的，承擔相應的補充責任。”
現(xiàn)行特別法中還規(guī)定了教育機構對未成年學生的保護職責。如《未成年人保護法》第22條第1款就規(guī)定：“學校、幼兒園、托兒所應當建立安全制度，加強對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采取措施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第24條規(guī)定：“學校對未成年學生在校內(nèi)或者本校組織的校外活動中發(fā)生人身傷害事故的，應當及時救護，妥善處理，并及時向有關主管部門報告。”《安徽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辦法》第28條第2款還規(guī)定了“教師在工作崗位上遇到涉及學生人身安全的緊急情況，應當及時采取措施，保護學生人身安全。”。筆者認為，根據(jù)這些規(guī)定，危難情形下教師對未成年學生負擔救助義務，這已經(jīng)超出單純師德的范疇，一度被熱議的“范跑跑事件”中的教師范美忠實際上違反了法定救助義務。[xxii]
《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第9條對學校在學生傷害事故中承擔法律責任的情形做了附帶兜底條款的類型列舉。如“學校組織學生參加教育教學活動或者校外活動，未對學生進行相應的安全教育，并未在可預見的范圍內(nèi)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的”，造成學生傷害事故時，學校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xxiii]又如“學校教師或者其他工作人員體罰或者變相體罰學生，或者在履行職責過程中違反工作要求、操作規(guī)程、職業(yè)道德或者其他有關規(guī)定的”，造成學生傷害事故時，學校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xxiv]
六、未成年人在婚姻家庭中的法律地位
未成年人在婚姻家庭中的法律地位涉及到婚姻與生育的關系，或者說涉及到夫妻關系和親子關系之間的關聯(lián)。對此不能單純依靠法律的規(guī)范分析，還需要結合社會學理論進行展開。
首先，親子關系能夠起到穩(wěn)定夫婦關系的作用。“婚姻的意義就在建立這社會結構中的基本三角。夫婦不只是男女間的兩性關系，而且還是共同向兒女負責的合作關系。……我們?nèi)粝氲剿蟹驄D中有孩子的比沒有孩子的多得多，而沒有孩子的夫婦中離婚數(shù)卻占了整個離婚人數(shù)一半以上，很可以看到孩子在穩(wěn)定夫婦關系中的作用了。……穩(wěn)定夫婦關系的是親子關系。”[xxv]可見，婚姻關系和生育關系結合起來所形成的父母子女三角關系是一種穩(wěn)定的社會結構，其有助于降低婚姻關系兩點之間的離散傾向。
其次，婚姻關系夫婦雙方的互相合作有利于對子女的撫育。“一個能擔負撫育作用的最小的單位是一男一女所組成的生活團體。……男女相約共同擔負撫育他們所生孩子的責任就是婚姻。……婚姻與生育的關系重于與兩性的關系。……婚姻是為了確立撫育而發(fā)生的。”[xxvi]
再次，未成年子女的社會化始于家庭。從功能主義的觀點看，家庭是承擔子女社會化任務的重要場所。家庭的替代品也被社會實踐證明并不十分成功。雖然學校、大眾傳媒等在未成年子女社會化過程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但家庭在社會化過程中的主導作用不容否認，家庭能夠對未成年子女進行物質上的撫養(yǎng)和精神上的教育，家庭的功能是綜合和不可替代的。[xxvii]
綜上，從社會學功能主義的理論視角看，未成年子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地位重要，婚姻制度一定程度上服務于生育子女的功能，而未成年子女也能起到對夫婦之間婚姻關系的穩(wěn)定作用。
一個人最無法選擇的就是他所處的家庭環(huán)境。人一出生就會發(fā)生父母子女的親子關系、親屬關系，隨著個人的成長，父母等監(jiān)護人對未成年子女要盡撫養(yǎng)、教育等監(jiān)護職責。婚姻家庭關系是民法調整社會關系中的重要方面，其對應人們的倫理生活，在此種生活中，一個自然人先是作為未成年人接受父母的撫育，后來又作為父母撫育自己的未成年子女。對未成年子女的法律保護在婚姻家庭關系中是一條貫徹始終的線索。婚姻家庭法領域存在從一般的保護兒童權益向“兒童最大利益”原則的發(fā)展。[2]《婚姻法》、《繼承法》等婚姻家庭法律法規(guī)也側重從父母子女關系等方面對未成年子女在家庭生活全過程進行周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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