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節有什么意義
國慶節對于國家有什么意義
對國人來說，十一國慶變成堵車的代名詞是這兩年的事情，而黃金周成為國慶節假期的別稱的歷史也不過十五年。
年過三十的人大約都記得，曾經十一國慶只有一天假。
跨省出游的廣泛出現和十一變成七天連休的長假聯系直接。
高速免費之后，長假才和堵車建立了更加密切的關聯。
只不過，國慶節變成旅游的代名詞并非是發明國慶節的根本目的。
顧名思義，國慶節是和慶祝國家建立有關的日子。
通過國慶節，特定政治實體確定了一套有關自我生成的歷史敘事，這套敘事賦予特定日期以紀念意義，讓國慶節有了作為節日和假日的正當性來源。
所以，創設國慶節涉及到每個國家對自身形成的歷史的解說，涉及選擇哪一個歷史事件所在的哪一天作為國慶節的正日。
眾所周知的法國國慶選在攻占巴士底獄的7月14日，并非那么理所當然。
19世紀70年代晚期，經歷了國內不同政治派別的角力之后，7月14日才被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政府認定為法國的國慶節。
各派爭論的原因在于法蘭西為建立共和國所經歷的革命和重大事件太多，各方自有偏好和解讀，要選出各派均接受的日子并不容易。
設立國慶節這樣的政治符號，也成為了推動本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國家歸屬感的工具。
而這種工具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這天人們可以帶薪休假。
最早創立國慶節的西方政治家的理由是要賦予人們充分的時間參與有關的慶祝活動，感受國家發展的偉大成就，由此才能實現這種工具的作用。
如此一來，原本只有在宗教圣日(holy day)休假的人們可以在政治節日(holiday)休假。
某一個過去毫不起眼的日子，可能因為和國家需要紀念的歷史事件重疊或者相關，而成為民眾日歷上顯眼的一天，成為他們告別工作，參與慶祝活動的一天。
節日的現代轉向因此和國慶節的設立聯系在了一起。
除了宗教、節令、歷法方面的原因，與國家特性相關的歷史事件也成為了人們放假和慶祝的理由。
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早期，不少英語國家的國慶節活動包括花車巡游、儀仗隊表演等活動，以吸引民眾參與。
街頭成為劇場，呈現了有關建國的特定場景或者國家的偉大與光榮。
但在廣播和電視普及之前，民眾能看到的花車巡游和列隊表演都只在地方層面。
組織者和表演者也有強烈的地方屬性，提供的表演根植的文化背景同樣是地方性的。
人們參與慶會既可能是為了圍觀花車巡游，也可能是為了領取巡游結束時免費派發的冰淇淋。
國慶節與“國家”相關的內涵，并不能非常充分地展現。
直到廣播和電視普及，各國中央政府開始資助本國首都或者大城市的大規模國慶紀念或表演活動之后，才造就出一種官方的國慶節慶祝模板。
這種模版隨著科技的發展，通過電波傳遞到全國各地，真正開始塑造國民的集體記憶，讓國慶節的慶祝活動名副其實成為全國性的。
除了慶祝活動本身可能會存在的地方性差異，民眾是否會全盤接受國慶節的慶祝活動，接受其所傳達的歷史敘事?此中也有不確定性。
既然多了一天假期，民眾有可能會選擇參與地方上的慶祝活動，可能會圍坐家里收看首都的慶典，也可能選擇外出旅行。
由于某些國家的國慶節和租房合同常見的到期日重疊，民眾就可能利用多出來的這天假期搬家。
忙于搬家或者選擇旅行的民眾難免無法直接參與官方組織的帶有推進民族歸屬感的活動。
當然就算是將國慶節假期用于搬家旅行或是逛街購物，也能讓同一國家的民眾之間擁有相似的經驗，成為增進彼此之間認同的契機。
除了出于現實的需要選擇不同的方式來度過國慶節假期，社會內不同的群體也可能把國慶節變成表達訴求的渠道。
比如，1924年至1947年間，加拿大的華僑將該國國慶日變成了自己的紀念日，以銘記1923年加國政府頒行的新移民條例。
該條例大大限制華人進入該國工作、經商、游歷、定居和學習，所有在加華人都要到移民局注冊，簡述個人經歷，令華僑深感羞憤。
在條例通過之前，華僑已通過官方渠道與加國政府溝通，收效甚微。
條例通過后，也試圖與加國政府爭訟，亦毫無成效。
為喚醒僑眾知恥志恥、團結奮發并改變現狀，生活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維多利亞市的僑商，建議將加國國慶日更名為“僑恥紀念日”，通過組織演講集會，懸掛橫幅等方式志恥。
選擇這天有偶然性，因為加國國慶日剛好是新條例生效的日子。
主辦方也同時呼吁華僑抵制加國地方上的國慶活動，借此顯眼地表達自身訴求，而非刻意規避所在國的國慶節。
可見，國慶節的敘事既可以由所在國官方和民眾書寫，普通僑民也會有自己的創造。
官方的設定和民眾的參與，均表現出國慶節作為推動民眾歸屬感的工具具有的復雜性與可變性。
此外，并不是所有的國家都必然有國慶節，大不列顛就是一例。
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都有各自的國慶節，日期不同，紀念的對象不同，與各構成國的歷史相關。
但四方構成的大不列顛，卻沒有統一的國慶節。
雖說英女王的官方誕辰某種程度上能算是不列顛的國慶節，也有規模浩蕩、吸引大量觀眾的列隊巡游活動。
只不過和別國的國慶節相比，無論是活動的范圍還是民眾的接納度，都遠遠要小。
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曾試圖在任內創設“不列顛日”，為英國建立了一個官方認定的、唯一的、可與法國的7月14日和美國的7月4日比肩的國慶節，最終并未取得成功，甚至成了別人抨擊他的口實。
理由是布朗作為一個歷史系的畢業生，不應該出于創造統一的不列顛認同的目的，杜撰出無法被不同地區民眾接納的、沒有歷史根基的國慶節。
所以，國慶節本身的存在也不是理所當然的，受限于各國的歷史。
國慶節本身的歷史并不長，相比之下，將國慶節作為學術研究的歷史更短。
雖然從20世紀初就有對各國國慶節的源流考，國慶節中占據街道和廣場的表演及巡游活動，也是人類學和社會學剖析內在的權力關系，人群的心理體驗等問題的素材。
而真正將國慶節作為一個核心研究議題，了解與之相關的認同如何建立，功能如何發揮，并提出有范式性色彩的解釋，在英語學術界的歷史大約三十年。
更晚近的研究不再把國慶節看成鐵板一塊的、理所當然的推動認同的存在，而是關注不同階層和地區的參與者的實踐。
從日常生活中反復出現的、幾乎無意識的民眾實踐里，透析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領域的核心議題，正是新研究的著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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