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析變性手術的可行性及相關法律論文
隨著時代的發展，變性手術開始走進人們的生活，那么變性之后他/她們的醫療，婚姻等等再法律上又如何處理呢？下面小編為大家整理了關于變性手術的可行性及相關法律論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摘要：
對于易性癖患者來說，能夠變換性別追求所期待的生活是一種幸福，但同時它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引發了一系列問題。實施變性手術的醫療章程需進一步規范，法律也不能固守傳統觀念而不求改革，至少應在法律解釋上做出相關調整。變性手術發展之際也要求在法律上必須對變性行為加以調整和規范，二者是一種相互促進的關系。法律必須面對現實，及時對社會運動做出合理反映，而有了相應的法律規范才能夠更加科學的解決如變性手術之類的新問題，使人們依法行使身體權和健康權。
關鍵詞：
變性手術 易性癖 醫療規范 法律爭議
隨著我國醫療技術水平的提高，“變性手術”這個以前我們從未接觸過的詞開始頻繁出現在各類媒體的報道中，伴之而來的“變性人”也由純粹概念或者設想中的東西成為了現實生活中不可忽視的角色。它作為一個特殊群體走進了人們的視野，日益為人所熟知。當然作為獨立個體的自然人對其行為有可選擇性，這就為實行變性手術提供了可能性，但是與此同時與手術相關的某些問題如法律倫理問題應給與關注，國家應盡快填補法律空白，建立健全相應的規章制度。
一、變性手術具有可行性的思想基礎和法律依據
在古希臘，唯心主義哲學家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首先注意到人對其行為的可選擇性即肯定人具有意志自由。受法國啟蒙思想影響的《人權宣言》中也明確規定人類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在法律中，憲法賦予每一個人自由，這種自由表現為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為一定行為或者不為一定行為的權利。任何一種行為只要不損害他人的合法權益，只要不妨礙別人的自由，就應該為法律所允許，這是對自由的最好詮釋。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對自身的精神價值的追求越來越高，傳統的對于性別的認知的扭曲而帶來的壓抑、苦惱、無奈和痛苦已經到了最大限度。進步帶來的全新自由理念徹底擊碎了固守的傳統價值觀念的層層阻隔。
變性的可行性可以通過自然人的身體權進行闡釋。在人身權方面，性別只具有身份意義尚未賦予人格意義，但從民事法理上來說，性別對于自然人來說，不僅在身份領域發生效能在人格領域有其法律效能。性別對于自然人的這一人格法律意義在法律確認之前屬于自然權利，在法律確認之后則屬入法律權利即性別權。一旦上升為一項法律權利，性別權即與生命權、身體權、姓名權、肖像權等權利共同構成自然人的具體人格權。這一法律環境下，人有變更性別的權力，正如變更姓名一樣，社會上出現的變性手術從自然權利的角度來說是人性是自然權利的表現，只要沒有明確的禁止性法律規定即視為當事人有權行使這一權利。從法律權利的角度來說，是人行使法律權利的表現。從人格諸利益的法理階位來看，身體、健康屬于物質性人格要素，姓名、性別、肖像屬于精神性人格要素，自然人以合理處置物質性人格要素為代價換取精神性人格要素的取得和維持是人對精神型人格利益的自然需求，法律應予以尊重。
二、易性癖與變性手術的發展現狀
著名的精神學，性學和內分泌專家Harry Benjamin博士關于性和性別有一段精辟論述：“我想提醒大家一個基本事實：性和性別之間的差別。性是你所看到的，性別是你所感覺到的。這兩者之間的協調對人類的幸福是至關重要的。”這里的性指的是解剖學上的性；性別則是心理上的性別或者性別自認，即一個人對自己是男性還是女性的自我認識。對大多數人而言，二者協調一致的。但是極少數人情況卻相反。一個生物學上的男性或女性個體，盡管他或她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生物性別但卻在心理上感覺到自己是異性，并渴望改變自己的生物學性別。1949年有位專家首先把這種現象稱之為“易性癖”，這樣的個體稱為“易性癖者”。韓國以“變成夏娃的亞當”著稱的河利秀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他的性染色體為XY，分明是男性。但他說從未把自己當成男人，高中二年級時就決定要做變性手術。
那么變性手術又是什么呢？其英文名稱是Gender—change Surgery，簡稱GCS，是以男女性征器官的切除再造為主要內容，輔之以一定的其他治療方法的整形外科手術。變性手術實施的主要病例是易性癖，其主要目的是讓易性癖患者通過器官的改變，實現拋棄原來的解剖學性別變成異性的夢想。1969年Green和Money首次論證了外科手術治療易性癖的科學性和必要性，并出版了《易性癖與性別再賦予外科》一書。1931年出現了國際上首例變性手術，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
中國公開報道的第一例變性手術是八十年代后期在上海長征醫院由第二軍醫大學何清廉教授進行的。而近幾年來，要求做變性手術的人明顯增多，有消息稱我國已經大概有一千例變性手術。
三、進行變性手術應具備的條件及行業規制
我國在變性手術立法方面應參照國外立法并結合本國的具體國情，制定具體的變性手術申請及實施條件：
第一，實施變性手術的醫療機構必須經過衛生行政主管部門許可，未取得許可的醫療機構禁止對人實施變性手術。對于國家指定手術機構，應當采取嚴格審核和特許制度，國家衛生部門應當根據醫院的人才技術設備專家在全國選定數家醫院作為開展變性手術的定點醫院。
第二，明確斷定易性癖的標準。判斷是否是易性癖患者的主要依據是臨床表現。我國確定這一標準可以參照美國精神病協會1980年出版的第三版《精神疾患診斷和統計手冊》的診斷標準。
第三，特定親屬必須有表示同意的書面表示，在手術進行之前簽字確認，至親親屬無反對意見。
第四，出具相關證明，比如精神病院證明以排除精神病，公安部門證明或取得公安部門認可。
第五，實施變性手術的當事人應當向醫療機構提出出面申請，實施變性手術的醫療單位在依照法律和醫療操作規程審查后做出批準或不批準的決定。
最后，實施變性手術的有關醫療單位及衛生主管部門應當對申請變性手術的當事人登記備案建立專門的醫療檔案以備查證。
四、變性手術所引起的相關法律問題
目前我國對于變性手術的規范變性人的權益方面的立法處于缺失狀態，立法部門等對此持沉默態度。中國的變性手術穿行于法律的空白當中或者說處于邊緣狀態。
（一）變性手術是否構成故意傷害罪等其他罪名抑或是否構成犯罪，在刑法學界引起了激烈討論
北京大學法學博士韓友誼認為實施變性手術醫生涉嫌犯罪，韓友誼稱：身體健康權和生命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得隨意侵害，但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處分自己的身體健康權，比如可以允許別人打自己一拳，這不算違法。不過這種處分并不是無限的，雖然我國刑法并未直接規定，但從司法實踐和立法精神中可以推出，造成重傷和死亡的結果時，被害人的許可并不能免除對方的刑事責任。而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興良則認為變性手術屬于醫療行為，醫生并無傷害故意。“醫生做變性手術時不構成犯罪的”，他說：“醫生做變性手術可以理解為醫療行為，同時構成犯罪必須同時滿足主客觀四個要件。醫生在做變性手術時，想的是怎樣減少患者的病痛，至少是心理上的病痛，讓她們活得更好更幸福。而沒有傷害他們的犯罪故意，所以缺乏犯罪主觀方面，而不能被認定為犯罪。”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則采取比較折中的說法。他認為是否構成犯罪要看變性的目的，不能一刀切。如果變性手術的患者是因為有疾病即是心里有疾病其他方法有不能治愈只能采取變性方式才能解除這種痛苦，此時變性手術才具有積極的治療意義，屬于醫療行為。但如果變性手術的當事人是由于疾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要求做變性手術，此時變性手術就沒有任何治療意義，不屬于醫療行為。
針對上述三方觀點，我比較贊同中國政法大學阮齊林教授。主觀方面的內容是是否構成犯罪的關鍵要件，如果說實施變性手術是為了逃避偵緝等非法目的，則應認定其屬于犯罪行為，同時應該區分醫生知情與否，如果醫生明知變性手術的當事人是出于其非法目的而給與幫助，則醫生應按共同犯罪定罪處罰，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如果醫生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實施了該行為而不是出于傷害的故意，則不構成犯罪。同時變性者自身的態度也應考慮在是否構成犯罪的范圍之內。如果變性人是被強迫或者脅迫實行了變性手術，并且術后根本無法適應社會生活或根本無法接受這一現實，相關負責人及醫療機構就應當承擔刑事責任及相應的民事賠償。
（二）變性手術實行后變性人的戶籍變更問題
我國在變性人方面的立法處于空白狀態，變性人變更戶口性別在2008年前也沒有出臺相應規定，很多變性者術后似乎處于真空無性別狀態。
河南省是明確變性后可變更戶口的第一個省份，為了破解變性人面臨的困境，江西省公安廳也專門發文，對實施變性手術后變更戶口的手續進行明確：實施變性手術的公民申請變更戶口登記性別項目時應當提供國內三級醫院出具的性別鑒定證明和公證部門出具的公證書或司法鑒定部門出具的證明，經地（市）級公安機關主管部門核準后由公安派出所班里性別變更手續，性別項目變更后，重新編制公民身份證號碼。其中已領取居民身份證的，公安機關將予以繳銷，并為其重新辦理居民身份證。這一批文意味著江西省成為繼河南省后第二個明確變形后可變更戶口的省份。山東省公安廳治安警察總隊也得到了上述類似批復，其他省份也陸續開展戶口易性工作。
但是與此同時這也可能為某些非法行為的開展提供了機會，戶籍管理方面的規模立法急需進行，以進行全國范圍內的戶籍易性規范調整。
（三）變性手術所引起的婚姻家庭問題
針對我國目前所面對的變性人婚姻問題民政部日前對此做出明確答復，變性人的結婚登記合法有效，解除婚姻關系參照協議離婚處理。民政部有關負責人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指出：盡管變性手術已逐漸被人們了解和認可，但有關婚姻等方面的法規還沒有對這一特定人群做出具體規定。因此這個答復適用于解決所有類似情況。這位負責人同時強調，變性人同我國其他公民一樣有權按照婚姻法與異性自由登記結婚，這在法律上沒有任何障礙設置。然而變性人雖有結婚的權利和自由，但是變性人要求結婚時首先應向對方履行告知義務使對方知道自己是變性人，好讓對方做出是否與其結婚的選擇，對方在告知的情況下仍然同意與變性人結婚，就認為放棄了他自己與變性人的生育權。
在現今立法存在盲點的狀況下，苛求完備的立法制度是不切實際的，通過國家衛生部的行政規章更加迅捷的、有針對性的、合目的性的對變性手術的法律問題進行規范和引導，這是一個緊迫的任務，但只能是權宜之計，更為完善的立法急需建立。用陳煥然博士的話說，“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文明和科學的進步，我們相信總有一天人類會更清楚的認識易性癖的本質，從而有可能從根本上戰勝這個疾病，使易性癖患者從此不再忍受心靈煎熬的痛苦折磨，也能有機會想健康人一樣享受美麗、享受愛情、享受幸福的人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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