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審常用的答辯狀通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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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常用答辯狀【范文一】：
答辯人：倪德華，男，××年×月×日出生，漢族，住××，系杭州市下城區××客運社業主。
答辯人現就上訴人的上訴觀點提出如下答辯意見：
首先，答辯人認為，本案是一起受全社會高度關注的民事案件，一審判決無論是程序還是實體都完全合法，并不存在著上訴人所述的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的錯誤。
下面，就上訴人在上訴狀中所提出的三點理由，逐一答辯如下：
一、關于勾某實施的侵權行為是否為履行職務的行為，以及是否與其履行職務具有“內在聯系”的問題
上訴人認為，犯罪分子的殺人行為與其履行職務行為有“密切的直接的聯系”。甚至認為，“勾海峰的侵權行為，是一種典型的職務行為”，“至少與履行職務有內在聯系”(在上訴狀第3頁第3行)。
答辯人認為，上訴人觀點完全不能成立。
第一，勾某的侵權行為并非其履行職務的行為。上訴狀稱“勾海峰的侵權行為是一種典型的職務行為”，這種觀點不僅讓法律人吃驚，更讓整個出租車行業乃至整個社會震驚。
因為，勾某的侵權行為表現為行兇殺人，而其履行職務行為只能是運送顧客，作為雇主授權或者指示范圍的經營活動也只能是運送顧客。如果說出租車駕駛員剝奪他人生命這種犯罪行為被理解為是出租車駕駛員典型的職務行為，那么，豈不意味著殺人行為也被當然地包含在出租車司機的職務工作之中了嗎。顯然，這種觀點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更言之，勾某殺人的侵權行為不可能成為一種典型的職務行為!
第二，勾某的殺人行為與其履行職務行為不存在內在聯系。上訴人所說的“密切的直接的聯系”也并非法律(司法解釋第九條)所界定的“內在聯系”。
所謂的內在聯系，是指事物之間的必然的、本質的、規律性、固有的聯系，而非偶然的、表面的、非本質的聯系。答辯人承認本案兇手侵權行為與其履行職務行為有一種外在的、偶然的、事實上的聯系，但絕不存在一種內在的聯系。
通俗一點講，勾某作為駕駛員，其履行職務的行為就是駕駛出租車運送旅客，該行為與其殺人的侵權行為之間，難道存在著一種內在的或者說本質的、規律性的、必然的聯系嗎?!若果真如此，還有誰敢坐車?誰敢開車?誰敢雇傭駕駛員?!這是從普遍意義上看。
再從本案的事實看，勾某殺人、盜竊的行為與其履行開車送客的職務行為之間何來本質的、必然的、規律性、固有的聯系?!受害人遇害既非勾某車輛故障所致，也非車禍意外所致，也非為車主牟利所致，更不是為了完成其雇傭活動的客觀需要所致，而是純粹的勾某個人的殺人、盜竊的犯罪故意所導致的，除了與其履行職務行為的時間、地點巧合外，并無彼此間內在的聯系。
經典常用答辯狀【范文二】：
雇傭關系二審答辯狀
答辯人(原審原告)：AAA，男，19XX年X月4X日出生，漢族，北京市順義區GGG村村民，現住該村。
答辯人就原審被告GGG村民委員會上訴一案提出答辯如下：
一、針對上訴人提出的第一項“一審法院認定被上訴人是在從事雇傭活動中受傷的證據不足，且與事實不符”，答辯如下：
首先，上訴人稱“被上訴人不是在上班時間，從事雇傭活動時受的傷”明顯與證據及事實不符。
答辯人在村中是農場小組長并擔任村管水小組長，負責衛生、水電、管道等工作，基本上是全天24小時工作，任何時候，只要村中的水電、管道等出了問題，必須馬上解決。并且在與上訴人簽訂的《后勤工資制度協議書》中約定，答辯人保證每天上班，不離農場。根本不是上訴人所說的固定工作時間，下午上班時間是十四點。
另一方面，上訴人所述的“根據證人CCC的證言，被上訴人到農場后并沒有從事與雇傭相關的工作，而是在農場床上睡覺”，完全是斷章取義。上訴人完全無視證人CCC中午12點給答辯人打電話要求修理自來水的事實、DDD證實在13：20左右，答辯人已不在床上事實、證人EEE證實13：50，看到答辯人躺在農場的院子里的事實、以及證人EEE、DDD、FFF將抬到屋內的事實。
其次，關于CCC證言，上訴人認為“一審法院并沒有在審理過程中對二者使用的電話調取電信部門相關通話記錄來佐證證人CCC證言的真實性”，上訴人的此番言語完全是一法盲的真實體現，根據民訴“誰主張、誰舉證”原則，上訴人應當提供相關的證據來反證答辯人的證人證言，不能把舉證責任推給法院。同時，上訴人也根本不懂民事訴訟中事實認定的“高度蓋然性”理論，法院考察的是雙方當事人提供證據的證明力的大小，只要一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的證明力大于對方，法院就可以根據證明力大的證據來認定案件事實。
再次，法官斷案是可以根據經驗法則來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最高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9條規定，根據法律規定或者已知事實和日常生活經驗法則，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實，當事人無須舉證證明，當事人有相反證據足以****的除外。第64條規定，審判人員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觀地審核證據，依據法律的規定，遵循法官職業道德，運用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對證據有無證明力和證明力大小獨立進行判斷。這是從法律上規定了法官可以運用邏輯推理和經驗法則進行案件事實認定。所以，上訴人在上訴狀中稱“一審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對致傷的原因未進行相關審查和了解，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憑主觀推斷認定被上訴人是在從事雇傭活動中受到的傷害明顯證據不足”是站不住腳的。相反，一審法院正是在綜合全案證據的基礎上，得出的符合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的事實結果。
二、針對上訴人的第二項上訴理由，答辯如下：一審法院采信鑒定報告合法，判決內容準確
首先，關于北京市公安局順義分局法醫檢驗鑒定局所出具的鑒定問題，北京市公安局順義分局法醫檢驗鑒定所是北京市順義區法醫院司法鑒定所的前身，具有鑒定資質，獲得北京市司法局的批準后應當以北京市順義區法醫院司法鑒定所的名義出具鑒定報告。
另一方面，如果上訴人對一審的鑒定報告有異議，完全可以在一審程序中申請重新鑒定。上訴人未在一審程序中提出重新鑒定申請，視為放棄申請重新鑒定的權利。一審法院采信鑒定報告，完全符合法律規定。上訴人不能通過二審程序來，彌補一審程序中放棄的權利。
鑒于以上情況，一審法院采信鑒定報告合法，判決內容計算準確。
三、 針對上訴人的第三項上訴理由答辯如下：一審法院適用法律準確
首先，只要是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受到的傷害，雇主就應當賠償責任。本案中，答辯人在從事雇傭的活動中(為村民CCC修理自來水，去拿工具過程中)，且在雇傭活動的地點(農場)，發生的傷害結果，所以作為雇主的上訴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其次，民事賠償的“填補”原則，只是一般的民事原則，針對個案應具體分析。本案中，合作醫療與本案的賠償責任并非同一法律關系，同時答辯人加入合作醫療是答辯人的個人行為，是答辯人在繳納保險費后的對價行為。不能由于答辯人個人的交保險費獲得的權利來減輕上訴人的賠償責任。
再次，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規定，侵權人的過錯不是唯一的確定精神損害的條件，并且存在除外條款，即法律另有規定，不以侵權人有過錯來確定民事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確定精神賠償數額時，不應考慮侵權人的過錯。一審法院正是根據本條規定，針對本案的具體情況，考慮法定的各個因素，最終確定精神損害撫慰金具體數額的。所以，上訴人稱“在上訴人沒有任何過錯的情況下，一審法院判令上訴人承擔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賠償責任是沒有法律依據的”的說法是無稽之談。
綜上所述，一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準確，上訴人完全是為了拖延承擔答辯人的損害賠償責任。為此，為維護答辯人的合法權益，請求貴院依法駁回上訴人的請求，維持原判，
此致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答辯人：
法定代理人：
20xx年X 月 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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