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制度改革政策最新解讀
日前，公安部召開電視電話會議，部署全國公安機關扎實有力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那么2016年關于全國戶籍改革最新政策是怎么樣的呢?下面YJBYS小編為大家帶來相關政策解讀，歡迎查看!
取消農業與非農戶口界限，破題城鄉二元壁壘;特大城市可積分落戶，北京等地將出臺相應政策;調整戶口遷移政策，引導人口“梯度轉移”;健全人口信息管理制度，促進政策精準有效;充分尊重農業轉移人口意愿，力保合法權益……
日前，備受關注的中國戶籍制度改革方案得以面世。在外界看來，這一醞釀數年、著眼新型城鎮化的新政，至少在如上五方面有所突破。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起跑之年，戶籍新政如何落地收效，仍有諸多難題待解。
亮點一：取消農業與非農戶口界限，破題城鄉二元壁壘
“這次戶籍制度改革決心之大、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廣、措施之實是以往所沒有的。”正如公安部副部長黃明所言，這一脫胎于計劃經濟時代的制度，正在新型城鎮化的浪潮之下，謀求力度空前的改革。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在“泛二元化”格局凸顯的當下，此次改革著眼于創新人口管理，提出“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備受關注。
官方文件對此的具體表述為：“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和由此衍生的藍印戶口等戶口類型，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體現戶籍制度的人口登記管理功能”。
“在解決城鄉二元壁壘的問題上，這確實是比較大的突破。”中國社科院經濟與社會建設研究室主任鐘君對中新網記者談道。
在鐘君看來，作為戶籍改革的一大進步，取消城鄉之間的戶口界限，不僅有形式上的意義，還有消除農村歧視等實質意義。
盤古智庫理事長、國際金融論壇城鎮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鵬對此表示，需要警惕的是，有些地方即使形式上取消農業與非農界限，但戶籍背后的公共服務差距并沒有取消。
“也就是說，統一戶口登記制度之后，公共服務的差距要補齊，通過多渠道籌措資金，逐步實現群體間基本公務服務均等化。”易鵬說。
亮點二：特大城市可積分落戶，北京等地將出臺相應政策
此次戶籍改革明確“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并指出，“改進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城市現行落戶政策，建立完善積分落戶制度。”
黃明在30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透露，“北京等地會根據中央的精神，認真貫徹、及時出臺本地的積分落戶制度。”
“公共服務沒有辦法滿足一步到位的戶籍制度改革的需求，所以推出積分落戶制度。”在鐘君看來，作為中國戶籍制度改革的過渡措施，旨在解決人戶分離的問題，是適合當前城鎮化現狀的創新舉措。
其實對于積分落戶制度，目前，天津、上海、廣東、浙江等多個城市已經開始進行積極探索。但是，大城市在積分考核中的高門檻也引來一些輿論質疑。
“一些地方在學歷、社保、住房等方面設計門檻，而且是一刀切的門檻，這實際上是為引入高素質人才。”易鵬表示，特大城市落戶的積分制，也是針對當前中國國情的一項措施，但是在落實過程中，要注意不同階層之間的公平。
有評論稱，城市運行是一個供應、服務的綜合體，各個工種之間理應唇齒相存、彼此依靠。“積分落戶”的門檻設定，首先要考慮引進人口的平衡性和多樣性。既要鼓勵高端人才入戶，也要給普通勞動者以希望。
鐘君對此表示，最主要還是信息公開，讓老百姓能有據可查，所以，第一步的頂層設計至關重要，“規定非常明確，同時整個過程公開公正，這是落地收效所必需的。”
亮點三：調整戶口遷移政策，引導人口“梯度轉移”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
針對上述規劃，此次出臺的《意見》逐條進行了政策明晰。《意見》指出，進一步調整戶籍遷移政策，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
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100萬-300萬人口的城市，符合條件可以申請落戶;300萬-500萬人口的城市，要適度控制落戶規模和節奏，也可結合本地實際，建立積分落戶制度，大城市對參加城鎮社保年限的要求不得超過5年。改進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城市現行落戶政策，建立完善積分落戶制度。
對于這種差別化的落戶政策，黃明在發布會上解釋稱，“要兼顧大中小城市和建制鎮，東中西部地區不同的實際，根據人口的規模和各地綜合承載能力的不同情況”。
“一個城市是有它的承載極限的，在當前的實際國情下設置差別化的落戶政策，主要是以流動人口對城市的貢獻和與這個城市的‘粘度’為標準的。”鐘君表示，戶籍制度政策不能“一刀切”放開，如果對北上廣“門檻”定得太低的話，就談不上“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了。
鐘君說，城市化進程中，要爭取人口在農村、鄉鎮、城市之間逐步實現“梯度轉移”，而不是集中涌向大城市。
亮點四：健全人口信息管理制度，促進政策精準有效
值得注意的是，此份《意見》在創新人口管理方面，將“健全人口信息管理制度”單獨列出。意見指出，建立健全實際居住人口登記制度，加強和完善人口統計調查，全面、準確掌握人口規模、人員結構、地區分布等情況。
此外，還將建設和完善覆蓋全國人口、以公民身份號碼為唯一標識、以人口基礎信息為基準的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分類完善勞動就業、教育、收入、社保、房產、信用、衛生計生、稅務、婚姻、民族等信息系統，逐步實現跨部門、跨地區信息整合和共享，為制定人口發展戰略和政策提供信息支持，為人口服務和管理提供支撐。
在專家看來，建設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這一政策信息透露出在大數據時代，政府部門在人口服務和公共管理方面做的一項基礎工作。
“一些公共管理和服務決策收效不佳，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為決策缺少真實的人口數據信息支撐。”鐘君表示，人口無時無刻不在流動，所以，人口政策應該是一個動態決策，雖然目前有幾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但是，不能滿足政府部門對于人口的動態信息掌握。
易鵬也表示，在互聯網時代，中國有必要建立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人口政策和公共服務政策，首先要對人口存量進行動態掌握，要有準確的數字，實現政策的精準有效。”
亮點五：充分尊重農業轉移人口意愿，力保合法權益
“到2020年，基本建立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相適應，有效支撐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依法保障公民權利，以人為本、科學高效、規范有序的新型戶籍制度，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
這是此次中國戶籍制度改革的發展目標。鐘君對此指出，總體而言，這是中國向社會福利的城市化邁出了重要一步。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為切實保障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的合法權益，這份官方文件予以專門論述。
官方此次明確要求，“堅持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引導農業轉移人口有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進城落戶農民是否有償退出‘三權’， 應根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在尊重農民意愿前提下開展試點。”
文件進一步明確，“現階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作為農民進城落戶的條件。”
鐘君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說，作為法律賦予農戶的用益物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是農業轉移人口的兩大重要權益，上述規定非常有必要。
“這是充分尊重了農民的自主權，你愿意退就退，不愿意退也可以不退。”在鐘君看來，此次關于完善農村產權制度的相關規定，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報告顯示農民市民化財政成本平均每人13萬元
7月30日，國務院下發《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中國的戶籍制度改革再次上路。但究其根源便可發現，戶籍制度改革的難度依然很大。
戶籍制度要推進改革，關鍵是資金。2013年7月，中國社科院發布《城市藍皮書》稱，目前我國東、中、西部地區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別為17.6萬元、10.4萬元和10.6萬元，全國平均為13.1萬元/人。
平衡城鄉利益
2013年兩會上，公安部副部長黃明說，2010年到2012年，全國共辦理戶口“農轉非”2500萬人，是3年前的2.2倍;2012年全國非農業戶口人口所占比重達到35.29%。
因為戶籍制度的約束，中國的城鎮化存在“半城鎮化”現象，即戶籍城鎮化率與人口城鎮化率存在差異。二者之間的數量差即是實現了地域轉移和職業轉換，但還沒有實現身份和地位轉變的農民工。這部分群體規模超過2億。“就業在城市，戶籍在農村;勞力在城市，家屬在農村;收入在城市，積累在農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農村”，成為其顯著特征。
盡管計劃經濟時期附著于城市戶籍之上的福利已經逐步剝離，比如糧票、油票等計劃經濟時代的福利早已取消，但這些農民工依然難以享有與城市戶籍相關的教育、社保、醫療等公共服務。在大城市哪怕是購房、購車都受到限制。
與此同時，農民也越來越看重附著在戶籍上的福利，比如宅基地財產權、土地承包權、林地承包權等，很多農民進入城市時并不愿意放棄農村戶籍。
但是在城鎮戶口之上，尤其是大城市，比如北京，戶籍之上附加著更大的利益。眾所周知，2010年底和2011年初，北京市政府相繼頒布針對汽車和住房的“限購令”。非京籍居民要想參與購車搖號和購買住房，必須“持本市暫住證且連續五年以上在本市繳納社會保險和(或)個人所得稅”。
伴隨北京房價上漲，暫且不論是否買得起房，購房資格成了是否能夠分享城鎮化進程中投資增值這塊蛋糕的關鍵一步。早在2008年，“具有北京戶口”已經被列為限價商品房供應對象需具備的首要條件。
改革已經不僅僅是改戶口本的問題，而是平衡城鄉兩種身份所帶來的利益問題。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曾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戶籍制度改革正在變得越來越復雜。
成本和效益
伴隨城鎮化進程的加速，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進程嚴重滯后，綜合考慮存在成本障礙、制度障礙、能力障礙、文化障礙、社會排斥以及承載力約束等多方面的因素。
戶籍制度改革要推進，這早已成為各界共識。之所以久拖不決，更為關鍵的是資金。上述《城市藍皮書》稱，近年來附著在戶籍制度背后大量福利因素所構成的較高成本是又一重要門檻。
《城市藍皮書》稱，目前，我國東、中、西部地區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別為17.6萬元、10.4萬元和10.6萬元，全國平均為13.1萬元/人。
當前我國城鎮化正處于快速推進階段，《城市藍皮書》預計到2030年城鎮化率將達到68%左右，2020年之前全國大約有3億、2030年之前大約有3.9億農業轉移人口需要實現市民化。要解決3.9億農民市民化問題，政府公共成本需要支出約51.1萬億元。這筆巨額支出將成為財政負擔。
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公共成本是指為容納新市民化人口，政府在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維護以及公共服務等方面所需增加的財政投入，主要包括城鎮建設維護投入、公共服務管理投入、社會保障投入、隨遷子女義務教育投入、保障性住房投入等。
此外，農業轉移人口在市民化過程中要自行承擔的個人生活成本，平均每人1.8萬元/年。絕大多數農民工還需要支付平均約為30萬元/戶的購房成本。除去少數被納入廉租房、公租房體系的市民化人口外，按經濟適用房價格購買計算，全國平均為10.1萬元/人。
重慶模式啟迪
作為國家確定的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的試驗區，重慶進行了農民工戶籍制度的改革。只要是在重慶城鎮工作了3年以上，或者在重慶城鎮有已經落戶的親屬的農民工，都可以自愿辦理重慶城鎮戶口。
2013年5月，在第二屆中國國際農商高峰論壇上，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說，辦理了城鎮戶口的農民工就能享受到五個“一步到位”，即跟城市居民享受同樣的養老、醫療、住房、教育、就業待遇。
“農民工在重慶城鎮落戶，使得工業園區可以全年12個月開工，農民工成為城市工人階級，這形成了重慶非常有競爭力的撒手锏。”黃奇帆說。
這樣一來，就不得不面對兩個問題，一是，落戶農民原先的三塊地——承包地、林地和宅基地該如何解決;二是，農民工進城的社會綜合成本。
對于前者，黃奇帆表示，對三塊地的使用權也被視為財產權，政府建立流轉制度，由農民自行支配。
對于后者，黃奇帆認為，農民工本身貢獻的是人口紅利，幾十年來在城市工作的效益絕對可以將十多萬的社會綜合成本消化掉，并且這個成本只是其貢獻的幾分之一。
他進一步解釋說，農民工進城的成本，不到40%由招聘企業承擔，1/3由政府承擔，余下由農民工自身承擔。此外，這些成本不是在一年中支出的，而是在其長期務工的過程中分期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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