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札記讀后感
當品讀完一部作品后，你心中有什么感想呢？不妨坐下來好好寫寫讀后感吧。可能你現在毫無頭緒吧，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廿二史札記讀后感，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關于《廿二史札記》的看法，首先，得先從它的寫作背景來分析。
《廿二史札記》出版于乾隆60年，正值康乾盛世結束的那一年。縱觀康乾盛世，政治上，海內一統、四方來賀、威震遠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高度強化，清朝進入空前的多民族國家統一時期;經濟上，農耕文明的高度發達，經濟總量在世界上可謂是首屈一指，“攤丁入畝”的政策使得百姓賦役大大減輕，人口數量急劇增加，在生產力水平不能大幅度提高的前提下，易造成土地兼并嚴重，形成“富者連田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現象，為社會矛盾的加劇埋下了隱患;文化上，康雍乾三朝屢興文字獄，八股文盛行，牢牢鉗制住了讀書人的思想，使得他們埋首經書，失去了經世致用的精神，與統治者一起沉迷于“天朝上國”的美夢當中，而面對英使馬戛爾尼的訪華，乾隆卻只有“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的冷嘲，體現了所謂“天朝上國”的愚昧思想，殊不知先進的工業文明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吞噬著古老的農業文明，中國正處于巨變的前夜。而《廿二史札記》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成并出版的。
這本書是趙翼辭官致仕后所寫的，正如他在小引中說道：“閑居無事，翻書度日，而資性粗鈍，不能研究經學，惟歷代史書，事顯而義淺，便於流覽，爰取為日課。有所得，輒札記別紙，積久遂多。”
可見作者在盛世背景下的清閑，但由于有過任地方官的經歷，對民間的疾苦、社會的風氣有一定的了解，對國家的政治得失、歷史的興衰也有深刻的認識，這一點可以在《宋初嚴懲贓吏》、《明鄉官虐民之害》等篇目中可以看出。因此他的見解深刻而精辟、通俗而精煉，將“民心所愿”、“治亂興衰”展現得“無聲勝有聲”。眾所周知，清代文字獄盛行，實行“一人犯法，全家連坐”制度，統治者往往斷章取義，將作品中一字一句拿出作為審判文人的證據。
但是趙翼卻獨具特色，在《后魏刑殺太過》一篇中寫道：“然一人有罪，害及無辜，秦漢以來，以此法枉殺者，不知凡幾又況后魏之誅及五族邪。”表面上看，是在揭露魏統治者嗜刑好殺，甚至舉族殺戮，冤死者不可勝計，但也不可否認，趙翼本人確實對株連之法深惡痛絕，但所謂“秦漢以來”是否也指清朝也有含沙射影的可能，也許是當時出版后乾隆還未來得及閱讀該書就駕鶴西去了，不然以乾隆之精明不可能看不出其中的奧妙，抑或是趙翼筆法之精妙使得連乾隆都無法察覺其所指之事件。正如《紅樓夢》中“耶律雄奴”這一角色，我們都知道遼朝皇帝姓耶律，“雄奴”音同“匈奴”，都是我國古代北方侵擾中原的少數民族，暗指滿族(女真族后裔，兩宋時期常南下侵擾中原)南下入主中原之事，然而這本書卻被乾隆所知，若非該書未署作者之名，后果可想而知。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趙翼的歷史考證顯然是不同于那些為考證而考證的學者們的。該書以經世致用思想為最。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都倡導經世致用，卻都不為后世統治者所重視，但卻并不影響趙翼對經世致用思想的重視。他在《廿二史札記·小引》中自謙道:“或以比顧亭林《日知錄》，謂身雖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則吾豈敢。”雖明言不敢與顧炎武的《日知錄》比肩，但文章卻處處表現出其追隨《日知錄》的腳步，以經世致用為治史目的。
正如張之洞所言“考史之書約之以讀趙翼《廿二史札記》。王氏《商榷》可節取;錢氏《考異》精于考古，略于致用，可緩。”見《廿二史札記》中反映出的經世史學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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