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保險繳費水平效率研究報告精選版
社會保險繳費水平和財政負擔能力是社會保險理論與實踐中的一個重要內容。確定適度的社會保險繳費水平應該考慮企業和職工個人的經濟承受能力，同時還應分析財政的負擔能力。企業所承擔的社會保險繳費的數額，影響到企業的經營狀況；個人所承擔的社會保險繳費的數額，影響到居民的生活水平。本文將以天津市為例，對社會保險繳費水平的效率進行研究。
一、現行社會保險體制的財政困境
財政作為社會保險的核心組織者和保障資金最主要的提供者，承擔著維護社會保險制度正常運行的重要責任；財政投入社會保險資金能否高效運用，關系著社會保險事業的前途。然而，我國目前的財政狀況，使現行的社會保險體制陷入了難以克服的財政困境之中。
1．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使我國理論界對財政資金的社會保險投入理論思考不足
在西方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主要的經濟活動是由無數獨立的私人資本在市場機制引導下展開的；作為無數私人資本集中代表的西方政府，其活動必須符合私人資本的要求，反映私人資本的愿望。這就直接決定了西方財政收支的具體內容表現為：財政收支這種社會性的活動是直接以個人為對象和基礎進行的。政府收入以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險稅和財產稅等為主，而政府支出中的相當份額則直接用于個人的社會保險。正是因為用于個人社會保險的基金在財政收支中占據了重要份額，所以，西方財政理論學界長期以來一直注重對社會保險理論的研究，并致力于社會保險體制改革的探索。與西方不同，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存在的幾乎只是資金不屬于個人而屬于國家的國營經濟，而且國營企業不具有獨立性，僅僅是行政機構的附屬物。這樣，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料幾乎都集中到政府手中，國家的財政收支活動本身就具有了生產資料所有者運用自身權利的性質；其活動的對象也幾乎都表現為直接對企業及事業單位，對個人直接發生的分配行為很少。因而，國內學術界所關注的主要是如何使企事業單位進行的收支與分配行為更加合理，而很少對與個人聯系密切的社會保險理論進行思考與關注。自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我國財政收支的對象雖然有所變化，并開始注重于對個人的收支活動；但由于長期以來我國缺乏要求個人直接參與、影響并監督決策的思想，所以，無論是個人還是財政理論界，對社會保險理論的思考以及對其體制改革的探討，仍然顯得相對薄弱，難以滿足現行社會保險體制的需要。
2．現有的財政收入結構是導致我國社會保險體制財政失衡的關鍵因素
要分析中國的財政收入結構，應主要分析稅收收入結構。我國自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雖然稅負更為公平，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新稅制存在的一些缺陷仍十分明顯，有待于進一步完善。西方各國的稅收收入主要由個人所得稅、公司所得稅、社會保險稅、遺產稅等組成。大多數國家中的社會保險稅在稅收總收入中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與西方國家不同，我國的社會保險稅至今仍未開征，且稅種多為稅負易于轉嫁的間接稅；直接稅和直接向個人征收的稅收收入，在稅收總額中所占比例較小。
從表1可以看出，在我國稅收中，直接向個人征收的稅收收入在稅收總收入中的比例，雖然逐年上升，但所占比重仍然很低。特別是，作為現代社會保險制度實施主要資金來源的社會保險稅，至今仍未開征，使得我國財政難以“專款專用”。而且在其他支出項目要求不斷增加的情況下，財政很難將大部分資金用于個人社會保險，從而制約了社會保險體制的改革。
3．社會保險繳費率的不合理與不統一，是導致我國社會保險體制財政失衡的又一重要原因
以養老保險為例，根據《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國發<1997>26號)的規定：“企業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的比例，一般不超過企業工資總額的20％(包括劃入個人賬戶的部分)，具體比例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少數省、自治區、直轄市因離退休人數較多、養老保險負擔過重，確需超過企業工資總額20％的，應報勞動部、財政部審批。個人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的比例，1997年不得低于本人繳費工資的4％，1998年起兩年提高1個百分點，最終達到本人繳費工資的8％。”可見，我國養老保險金的支付仍是以“費”而不是以“稅”的形式進行；其征繳、管理、使用由各地勞動和社會保險部門負責，而未納入國家財政部門的統一管理規劃，因而存在費率不統一、繳費率偏高，但實際繳費偏低、負擔不公的現象。據統計，我國2004年平均繳費率已達27．8％，有的地方高達30％。如此高昂的費率已超過國際公認的預警線(20％)，顯然已處在費率禁區以內。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企業的避費行為。用拉弗曲線表示(見圖1)，在費率區間(0.20％)時，繳費額隨費率的上升而上升；若費率超過限額20％就進入了費率禁區，費率的上升反而導致繳費額下降。
由于這些現象的存在，不僅老職工的個人賬戶是空的，而且新職工個人賬戶資金也被挪用，新老個人賬戶普遍成為空賬，從而使得社會對已退休者和在職職工的隱性債務顯性化，增加了社會保險風險。
4．我國當前的財政支出結構也不利于彌補嚴重的社會保險體制的財政失衡
由于社會保險稅的開征尚處于醞釀階段，而社會保險費又由各地勞動和社會保險部門負責，因而財政部門沒有專款用于社會保險。目前，我國財政在社會保險方面的支出僅局限于“撫恤與社會救濟”。這種支出結構與國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見表2、表3)。
從表2和表3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和英國的財政支出結構有巨大差異。英國財政用于社會保險、健康和教育的轉移性公共支出占到總支出的58．46％；而我國用于文教、衛生和社會福利方面的財政支出僅占總支出的29．38％。這說明，英國的財政支出結構履行著較強的調節收入分配職能。因為政府公共支出中所發生的資金轉移主要是在社會成員之間的資源再分配，英國政府的這種公共支出結構既有利于收入分配趨于公平，又有利于保持社會保險體制的財政平衡。
中國的財政支出結構則履行著較強的資源配置職能。政府實際上直接以產品或勞務購買者的身份出現在市場上，用其所掌握的資金與其他經濟主體所提供的物品或勞務相交換。因而，一方面這種支出結構對于生產、就業、資源配置以及社會總需求有著直接的影響；另一方面，這種支出結構雖然也會影響到國民收入再分配，但這種影響是間接的。因此，中國目前的財政支出結構不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2003年，在大量體制外收入無法在基尼系數中得到反映的情況下，中國城鄉合計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456，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分配不公平的現象相當明顯。同時，因為這種支出結構所具有的調節收入分配的職能相對較弱，所以也不利于實現社會保險體制的財政平衡。
二、社會保險繳費率的優化設計——以天津市為例
(一)社會保險繳費能力分析
社會保險對職工而言是一種權益，對企業而言則是一種負擔。如果企業負擔的社會保險繳費過多，將使產品成本大幅度提高。下面以天津市國有工業企業為例，考察企業承受社會保險繳費負擔的能力。
根據天津市國有工業企業的一般財務狀況，在企業產品的出廠價中，約有39．4％左右為新增價值。這意味著，在100元的產品出廠價中，增加值為39．40元。
根據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可以回歸出新增加值中勞動要素和資本要素的貢獻率。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為：
Y=ALαKβ其中，Y為產量，L為勞動要素投入，K為資本要素投入，α和β分別代表產出相對于勞動投入的彈性和資本投入的彈性。對上式作對數變換，可得：
LnY=LnA αLnL βLnK
運用表4中1991～2003年天津市國有工業企業勞動工資和資本支出以及工業總產值的數據，可以分別回歸出勞動要素和資本要素的貢獻率。
LnY=7．4269 0．7709LnL 0．0896LnK
(6．9881) (5．5064) (0．4522)
R2=0．9844 F=315．2639 P=0．0001
上述分析表明，產品新增加值的77％用于支付職工工資，8．96％用于資本報酬。這意味著，在39．40元的新增加值中，有30．30元用于支付職工工資，而資本報酬為3．50元。從國際經驗來看，資本成本(如折舊和借貸資本的成本)大約占資本報酬的40％。因此，3．50元的資本報酬中就有1．40元的資本成本，剩下的2．10元為企業利潤。國有企業僅有2．10元利潤，若全部用于繳納社會保險費，只能約占工資總額的7％左右，這是企業繳費的上限。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天津市國有工業企業能夠承受的社會保險統籌繳費的最高限度為7％。但現實中，企業須繳納占工資總額20％的養老保險費、8％的醫療保險費、2％的失業保險費、1％的生育保險費和1％的工傷保險費。因此，企業總共須承擔占工資總額32％的社會保險費。這一比率比企業所能承受的最高繳費限度高出4倍多，企業難以承受這一負擔。
(二)職工個人社會保險繳費能力分析
在確定社會保險繳費水平時，應該考慮職工個人的承受能力。職工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現期消費，一部分用于遠期消費形成儲蓄。社會保險強制職工繳費在一定意義上執行了儲蓄的功能。
假設社會保險制度中個人繳費為B，個人現期消費為C，c為個人邊際消費傾向，C0為不隨收入變化的、穩定的消費，個人工資收入為Y，則遠期消費為Y-C。根據西方經濟學理論，消費公式為：
C=C0 cY
假設職工的全部儲蓄都用來繳納社會保險費，其費率為：
B／Y=(Y-C)／Y=(Y-C0-cY)／Y=I-C0／Y-c
如果求出c、C0和Y，就可以確定職工繳費率(B／Y)的最上限。下面根據表5中1991～2003年天津市居民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費性支出數據，對C=C0 cY式進行回歸分析，可得：
C=295．2517 0．7353Y
(5．0090) (83．6617)
R2=0．9984 F=6999．28 P=O．0001
由于不同年份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費支出是變動的，因此個人承受社會保險繳費的最大限度在不同年份是不同的。將回歸方程的結果代入B／Y=(Y-C)／Y=(Y-C0-cY)／y式，可得職工個人1991～2003年間對于社會保險繳費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1991年為11％，2003年達到24％。而據天津市規定，個人養老保險繳費為工資總額的8％；如果再加上醫療保險中個人2％的繳費比例和失業保險中個人1％的繳費比例，職工個人繳費率總計為11％。這一比例與1991年持平，但遠遠低于2003年的24％，說明職工完全能夠承受11％的社會保險繳費率。
(三)天津市財政能力增長趨勢分析
西方發達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達35％～50％，因而在雄厚的財政實力支撐下，發達國家用于社會保險的支出占到政府財政支出的20％～30％與此相比，天津市的財政支付能力十分有限，天津市2003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僅為18％。
由于支持社會保險資金財政能力的基礎是國民經濟增長水平，因此，以下選用GDP增長率與財政收入增長率的比值作為對時間的函數，預測2005至2010年兩者比值的變化趨勢。
假設Y為財政收入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比值，t為時間序號。根據表6的數據，可得如下方程式：
Y=1．3844 0．0249t
根據上述方程可以計算出2005～2010年財政收入增長率與GDP增長率比值的變化趨勢為：1．68、1．73、1．78、1．83、1．88、1．93。如果2005～2010年天津市GDP保持12％的增長速度(近10年天津市GDP增速的平均值)，則可以測算出同期財政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進而可以測算出2005～2010年天津市財政收入的規模。如果保持財政對社會保險補助的增長與GDP增長相同的速度，即每年用財政收入的12％進行社會保險補助，則可最終計算出2005～2010年財政用于社會保險補助的財力(測算結果見表7)。也就是說，天津市財政用于支持社會保險的財力可以保持18％的年均增長速度。
三、簡短的結論
1．企業的社會保險繳費負擔嚴重偏重
從具體測算結果看，國有企業的社會保險繳費負擔遠遠超出了企業最高承受限度。從長期來看，企業是無力承受這一繳費水平的，這也是目前許多國有企業逃避繳費從而造成收繳率逐年降低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降低國有企業的社會保險繳費率，減輕國有企業的負擔，以達到順利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目的。
2．職工個人社會保險繳費率相對較低
目前個人繳費率相對于職工個人的繳費承受能力來說是一個較低的水平，實際上繳費率再提高幾個百分點，個人也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因此，可以在保持個人繳費率不變的前提下，提高個人繳費比例并將該增加的繳費全部用于社會統籌。這樣，一方面可以彌補降低企業繳費率后形成的空白；另一方面還體現了社會保險的社會性和互濟性的本質。
3．從現行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來看，社會統籌部分采用的是現收現付的籌資模式。這一模式意味著政府是社會保險金給付責任的最后承擔者。所以在采取減輕企業繳費負擔和提高職工個人繳費水平之后，對此產生的社會統籌資金收支缺口，政府必須以財政資金予以彌補。然而，從近年天津市各類財政資金支出增長速度來看，用于地方建設、科教文衛、行政事業等費用的增長速度過快，對社會保險的補貼水平較低(見表8)。筆者認為，今后有必要從財政收入的增長部分中劃出專門資金用于社會保險支出，同時更重要的是調整財政的支出結構，壓縮過度投資及減緩事業費過快增長的勢頭，將節省下來的資金用于社會保險補貼。
4．加快社會保障立法步伐，促使社會保障制度盡快定型
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已經經歷了探索和反復的階段，需要盡快定型；而這種定型的制度安排，不論是國家、企業、個人的繳費比例，還是社會保險資金的投入范圍，必須以提高現行制度的有效性并加速通過社會保障立法為前提條件。在提高現行制度的有效性方面，幾乎各項現行制度均需努力。如基本養老保險需要盡快向全國統籌邁進；醫療保險需要盡快覆蓋全體勞動者；生育保險需要重建；最低生活保障需要向綜合性社會救助機制轉化；各項社會福利事業需要走官民結合的發展道路；等等。只有這樣，才能設計出一套更合理的社會保障繳費方案，使社會、企業和個人的繳費比例更趨合理，提高我國社會保障繳費的效率。
總之，社會保障與社會和諧是一種正相關關系，構建和諧社會離不開社會保障。我國必須建立健全的、完備的社會保障制度，并通過這一制度來化解現實中的諸多社會問題，滿足國民的福利增長需要。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完備程度，將是我國向和諧社會邁進的重要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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